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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能源战略——回眸IGCC二十五年
作者:庞忠甲    发布:2005-09-05    阅读:2375次   

    25年来,中国经济起飞,能源供应大体跟上了GDP增长需要。尤可称道的是,基本上突破了严重缺电的瓶颈制约。从1979至2004年,发电能力由6,300万千瓦增至44,070万千瓦,增幅超过6倍,跃居世界第2位,创造了世界电力工业发展史的辉煌奇迹。

    然而,从战略高度而言,能源供应规模高速扩展,并不当然意味着实现了客观上的应循原则。
 
      25年前,作者参与主持一项名为“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即英文中的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发电方式,简称IGCC)的国家重点科技开发项目,旨在开发以煤为原料的清洁、高效先进发电系统,这种系统还适于联产热力和液体燃料甲醇等煤化工产品。
 
    通过该项目的发起、立项、实施、争斗、挫折,“垮台”、乃至再“垮台”的全过程,我得有机会一窥当代全球和中国能源战略应循基本要领,并对当时环境条件下好事多磨,难有作为,以至战略决策的无效性,有过不易忘怀的深切感受。
 
    人们很容易想当然,一个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泱泱大国,必有一整套高瞻远瞩、坚定明确的能源战略,堪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然而事实上,愚以为文革以来,中国能源领域说不上什么战略部署,短期政策也少有章法,只是相当盲目地“跟着感觉走”。近日在国际石油价格飚升,能源领域险情毕露之际,回头看去,中国能源战略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性质愈益严重、预后不良的的混乱甚至背反失策现象,耽误了金不换的大好光阴。
 
    明显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制定和推行能源战略的核心领导机构,用美国国会所属能源情报管理署(EIA)的话说,就是:There is no one agency responsible for the energy sector in China(中国能源领域没有一个负责机构);另外,现行体制缺乏一种有效的正当的 利益驱动机制为支持,至于健康的“心态文化”或社会性思想信仰的推手作用更付阕如。因此,即便有了某种正确的战略性举措,如非享有“两弹一 星”那种“特权地位”,举凡涉及跨行业的全局性的能源开发任务,极难协调一致、通力合作;最容易各取所需,互相制肘,互相拆台,寸步难行,甚至乐观其败者大有人在。与今日遍地开化、趋之若鹜、急功近利、金碧辉煌的 “花架子”政绩工程的压倒性强势迥然不同,那些需要付出重大代价却不易迅速见效的战略性开发事业,其气难豪,其计难施,其实难为。
 
    政府最近采取了加强领导的组织措施,成立了国家能源领导小组,下设付部级“国家能源办公室”,但以前水电部改电力部、电力部又改水电部、改能源部、又改电力部、改国家电力公司、再改国家电网公司先后不下六次,不是也曾成立过“国家能源委员会”,改来改去,好象什么理想效果也没有发生吗?
 
    作者脱离能源专业领域日久,原无置喙必要。只觉得种种问题似曾相识,宛若宿命循环,怵目惊心。以IGCC为例,二十五年来竟无所作为,对照国际水平,不进则退、瞠乎其后。近年可见豪言壮语,卷土重来,议论纷纷,甚至“捷报频传”,却还没有跨出当年原点的那几步;再端详,昔日种种致命顽症,积重难返,唯有变本加厉。事关大局大计,有了一种不议不快的匹夫杞忧情,或者说一种“白头宫女闲话古今”的骚兴。无意顶充专业文章,只是作为过来人,乱弹一气罢了。
 
  一. 历史性全球能源大变局来临
 
  我们现时常说的“能源”,系由英词Energy译来,本指“能”、“能量”或“能力”,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的热力和动力,是现代社会维持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进步须臾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火力、水力和核能,是实用“能源”的三大主要类型,或称常规能源。其中,火力的运用,是人类脱离丛林,草创文明的发轫转捩点。
 
  现代文明开创以来,人类世界一直依赖化石(矿物)燃料燃烧产生的火力为主要能源。今天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者为主体的化石燃料,仍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5%以上。
 
  化石燃料是地球母亲在大自然演化长程中为我们储存下来的有限宝藏,它们不仅是提供热能的燃料,而且是宝贵的化工原料,不可再生,用一点少一点。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量剧增,短短两百多年,几将千万年积攒下来的宝藏消耗殆尽。
 
  19世纪时煤炭高踞能源王座。20世纪以来,清洁、高效、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气后来居上,今日世界一次能源平衡表中以石油为大端,占化石燃料消费总量将近一半。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到2025年时,这个格局还是改变不了多少。
 
  1973年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翌年1月阿拉伯产油国对西方世界实行石油禁运,爆发所谓第一次石油危机。几乎一夜之间,结束了梦幻般的每桶2美元的廉价原油时代,一时猛升到了每桶35美元左右的天价。危机暴露了石油供应链的脆弱,更敲响了石油资源即将“见底”的警钟。
 
  1974年时,全球已知石油可采储量近九百亿吨,按当时年耗二十余亿吨计,只敷四十几年之需;其他化石燃料的剩余年限也为时无多,估计天然气为七十年,煤炭则可逾二百年。
 
  现代世界海陆空一切民用或军事交通工具动力片刻离不开石油,大量热力、电力经由石油燃烧转化产生,生活必须的服装、家具、设施、机具、日用品、建筑材料……处处需要石油化工制品。一旦石油告罄,如果不能适时因应,人类进步文明就要陷入生死攸关的断层危机。
 
  近三十年间,随着加速现代化进程和人口不断增长,世界能源消费量急剧上升,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水平翻了一番,从年耗60亿吨标准油增加到了120亿吨标准油;预期到2020年还将增至150吨标准油或更多(一吨标准油的相当热值为一千万个大卡(Kcal);约等于1.43吨标准煤)。
 
  半世紀前,美国地球物理學家哈勃特(Dr. M. King Hubbert)提出一種理論,認為石油产量會在某一时刻達到极限,此後不管需求如何,产量持續下滑,价格相应飙升。哈勃特將這一過程比作生物器官的老化和死亡。我们必须现实地准备面对这样的情景:顶点之后出现疯狂的开采,将以最快的速度耗尽剩余储量,以至最终产量下降得非常急遽和突然,“平台边缘看上去像一个悬崖”。如果那时世人对石油的依赖还没有极大缓解的话,世界经济将会陷入严重萧条,人们将不顾生态后果地寻求补充能源,争夺剩余石油,以致引发能源战争。相比之下,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过彩排而已。
 
  三十年后的今天,事实上人类世界远远没有做好充分因应准备。幸运的是,1974年关于石油资源的警讯没有如期应验,否则世界恐怕早已陷于哈勃特预言的险境而天下大乱了。自那时起,世界各地发现了很多新的石油矿藏。该期间全球开采了约1000亿吨原油,而已探明的可采储量不减反增,据2005年最新资料,达1750亿吨,按照现在石油年耗40余亿吨的消费水平推算,尚能维持四十多年。
 
  据此,有人以为既然上一个“四十年”预言没有成真,那么今天算出来的“四十年”寿数,也可能因为未来发现更多石油矿藏而再度延年,好象还可以松一口气。
 
  诚然,现有石油可采储量数据因技术局限性,以及政治、经济等复杂原因影响而存在不确定性;但过去三十年的地质知识有了很大进步,全球已经物探和钻探排查,不大可能还有未发现的巨大油田。事实上近二十年来沒有找到能够取代当今正在枯竭的大型油田的超大油田,过去十八个月也未有任何称得上重大的发现。现在新发现的石油储量对延缓世界石油产量递减能起的作用有限,石油储量的递减速度是发现速度的3倍,只有15%至25%的替代率,远不足以弥补需求的增加。现在十八个大产油国和三十二个较小产油国的产量都在下降,丹麦、马来西亚、文莱、中国、墨西哥、印度都将在未来几年达到石油产量峰值;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目前的石油产量已接近其持续稳定生产的极限。
 
  地球上还有地下六千多米或水下三千多米处极难开采的深层油源,以及像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油砂那样的非常规石油矿藏,油价高扬之际,在新技术和巨额投资支持下,可能转化为新的可采储量,而常规油井的开采率今後也会进一步提高,所以四十年寿数未必是一个绝对时限。然而,这些因素不可能扭转石油正在迅速成为稀缺物资的趋势,何况全球石油消费水平仍然增长不止,今天世界上青少年一代必须准备有生之年躬逢石油枯竭大难的历史性考验。
 
  人们对石油产量顶峰的争论已经由“会不会到来”转变成“何时到来”。专业界普遍相信可能在这个十年内达到哈勃特预言的顶峰(Hubbert Peak),乐观者则认为2035年才达到。最近油价突然走高,固然有市场供求、季节气候、国际形势、突发事件和炒家投机等多方面原因,但若离开了石油资源枯竭在节的不可逆转大趋势,只凭常规经济理论就事论事,那就什么事情也弄不明白了。
 
  七十年代处的石油危机以后,1979年伊朗革命,以及后来的两伊战争,都曾造成一个个油价高峰。高油价促使产油国竞相增产求利,影响价格逐步回稳,多年来大体上撑持在每桶25美元附近。奈何好景不长,上世纪末开始,原油期货价格渐渐走高。2003年底以来加速攀升,标志着每桶30美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2004年秋季超过了50美元,今年6月下旬,已突破60美元,本文截稿前到过62美元。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今年4月份发表的原油价格走势预测2007年达到每桶105美元。
 
  以摩根斯坦利亚洲地区总经济师谢国忠为代表的一些财经专家,则以为目前油价高企是一种虚假现像,国际石油市场不久可能会大幅走低,甚至出现大崩盘。他们的分析是根据一般商品价格变动的经济学原理做出的,似乎根本没有理会世界产油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顶峰、石油资源即将见底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近期内石油的供需平衡关系会因为各国增产的努力以及全球经济周期性变化而波动,油价急升之后还会有所回降,但这只能是又一轮猛升的前奏而已。
 
  二. 美国如何因应?
 
  能源警讯催促世人起而因应。以美国领头的西方发达国家首当其冲,纷纷检讨、制定因应能源大变局的战略对策,无非还是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做文章。
 
  美国政府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通过财政激励和法规调整等方式,促使节能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现,能源使用效率大幅提高。1974至2003年间,美国GDP从4.32万亿美元增至10.38万亿美元,增幅140%(均按2000年美元计);能源总消费量则由18.6亿吨标准油增至24.7亿吨标准油,增幅仅为32.7%。这就是说,1974年时,每1万美元GDP耗能4.3吨标准油,此后每增加1万美元GDP值,平均只多耗约1吨标准油。
 
  节能果然重要,根本大计还在于坚持走能源多元化道路,开发各种替代能源,特别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新能源,庶保千秋万代“可持续发展”永无能源匮乏之虞。
 
  这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关于开发可再生的新能源成功的大量报导,包括太阳能、风力、地热、潮汐、垃圾、生物能发电等等方面的佳绩,但它们在现代世界巨大的能源供应体系中,已占份额仍然十分有限。例如脍炙人口的风力发电,迄今全球装机容量达一千万千瓦,但不到世界总发电容量(约36亿千瓦)的0.3%;而全部新能源年度发电量的总和,仅及世界总发电量(约16万亿度)的2%左右。因此,在整个能源平衡表中,现有替代能源在数量级上可谓微不足道。
 
  一般人多缺乏这种数量级概念,以为新能源开发如此成功,不理解还有什么能源危机,甚至决策阶层也有这种荒谬的误解。记得当年评估广东大亚湾核电站风险时,香港有议员居然质询“何不利用太阳能?”此君不知道,现有最先进的太阳能发电技术其实还处于“小打小闹”的水平,当真用来取代一座数以百万千瓦计的核电站,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器材和土地,根本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如果我们找不到更加高明的方法,一直沿着“小打小闹”的路子走下去,最乐观的专家也表示,所有这些替代能源加起来,充其量只能取代目前化石燃料百分之十的使用量。
 
  真正在数量级上堪以有效取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常规化石燃料的未来新能源,科技界看好的是“取之不尽”的太空太阳能发电和受控核聚变反应(中国媒体称为“人造太阳”)。此外,最近发现海底可燃冰(甲烷)也令人寄予厚望。这些革命性的庞大开发课题现在都还处于极不成熟的设想、规划,或初级实验阶段。
 
  近三十余年实践表明,此类超级先进新能源科技开发进展极其迟缓,不是尚未启动,就是还没有走出实验室,倘非出现奇迹性突破,很难在短期内产生飞跃,至于实现商用化,在数量级上有效取代日渐紧缺的化石燃料,路漫漫兮,来日方长,怕下不来几个三十年。世人必须立足现实,清醒地看到当今化石燃料为主,水力和核能为辅的“旧能源”时代,与“取之不尽”的可再生的“新能源”时代之间,存在一个青黄不接、险象环生的“能源峡谷”时期,从现在算起,历时恐怕不止一百年。
 
  现代人类面临的严重任务,不仅要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可再生新能源,还万万不能忽略了如何保证安渡“能源峡谷”的现实对策,方可避免文明大倒退,挨得到新能源供应充沛的良景美辰。
 
  造物给世人留下了最后的机会。值此险峻的“能源峡谷”时期,我们至少还可仰仗两大支柱――煤炭和核能。
 
  石油、天然气寿限将至,幸运的是还有煤炭二百年以上;而常规的裂变型核电站所需的铀原料,也可供应百年以上。如果吾人善用煤炭和核能,则犹有百年以上绰绰裕度,去完成历史性的能源过渡长征。
 
  目前全球一次能源供给量份额中,核能远不及化石燃料,仅为后者的6%左右。今後出于需要,可望加速发展核电;但核能存在放射性危害可能性,其防护措施要求巨额投资,建设周期旷日持久,特别是许多国家关于核安全的歧见已成为政治性争议,存在极大发展阻力。美国核能发电量占20%,但近三十年来停步不前,没有新建一座核电站,反而关闭了许多反应堆。
 
  相比之下,煤炭应用既广泛又成熟,可以预期,本世纪中后期,煤炭在化石燃料中所占比重终将回升,成为最大的支柱,有人比拟为灰姑娘找回了她的水晶鞋,或是重新夺回昔日的能源之王地位。
 
  美国的煤炭可采储量估计为四千亿吨,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3%左右,还能维持使用二百五十年。
 
  石油危机后,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利用煤炭,主要用于生产现代社会最为洁净、方便、有效的二次能源――电力。美国大力提倡以煤代油用于发电,成为历届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通过立法和宣导,取得明显的效果。在一次能源消费方面,三十年中煤的比例从17.1%上升为23.1%。现在美国生產的煤幾乎全部用于發電,发电用油则持续减少,石油发电仅占全部电力生产约2%,而发电用的石油占全国总用油量的份额也只有2%左右。
 
  美国庞大的汽车工业为了因应国际竞争和石油末日的到来,1988年起在非竞争基础上进行技术合作研究与开发。1992年,三大汽车公司克赖斯勒、福特和通用联手成立美国汽车研究理事会(United States Council for Automobile Research, USCAR),结成战略联盟,致力提高汽车燃料效率,开发替代能源技术,并减少有害气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与三大汽车公司总裁在华盛顿宣布:美国政府将与三大汽车公司合作进行一项推动汽车技术革命的合作计划,即新一代汽车合作伙伴计划(The Partnership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Vehicles, PNGV)。
 
  汽车工业未来前途,取决于成功开发先进的替代能源。美国的主攻方向为氢燃料电池,它的发电原理是电解水的逆反应,让氢和氧相结合而产生电力,副产品为无害的纯水,可望成为高效、无污染、无噪音的新世代驱动系统。目前几乎所有大汽车制造商都已研发出了燃料电池原型车,2003年2月,布什总统又为未来5年燃料电池研究拨款17亿美元。预计在2010年左右,氢燃料电池汽车可在美国实现全面商用化。在眼下的过渡阶段,液体燃料(汽油、柴油、醇类)和电力的混合动力车被视为现实的选择。
 
  氢燃料电池的原料是氢,作为物料来源,可谓无穷无尽,但要依靠电力或热能才能生产出来;因此在石油趋于匮乏的“能源峡谷”时期,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煤炭和核能这两大支柱的作用,借以落实高效、清洁的大规模电力和热力供应。
 
  从卡特政府开始,历届美国政府都拨巨款支持开发清洁、高效和综合利用煤炭的“清洁煤”(Clean Coal)计划,其中位居要津的无疑是IGCC发电技术。
 
  IGCC作为“旧能源、新方法”,是将净化燃煤的气化技术和高效的联合循环相结合的先进动力系统,可能逐步取代现有常规蒸汽电站,成为燃煤发电技术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七十年代中后期,美国有关科技、企业界纷起响应,一时有全面开花之势。
 
  中东石油危机引发的高油价,促使产油国竞相增产求利,影响价格逐步回稳。这种暂时的宽松局面,使得美国降低了IGCC的热度,进入八十年代后,转上了较为稳健、渐进,但确凿有效的开发步骤。
 
  1972年在西德Lǔnen的Kellerman电厂建立了第一座IGCC装置;而世界上真正试运成功的第一座IGCC电站是1984年启动的美国加州Cool Water电站,美国紧接着兴建的另一座IGCC示范电站是Louisiana州Plaqutmin的Dow化工厂内的LGTI电站,于1987年启运。
 
  Cool Water电站成功地验证了IGCC技术的可行性,跨过了原理概念性开拓验证阶段。接着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德国、日本、印度等国纷纷建起了IGCC商用化示范电站,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美国的Wabash River(1995)、Free town(1995)、Tampa(1996)和Pinon Pine电站(1996),以及欧洲荷兰的Buggenum电站(1994)、西班牙的Puertollano电站(1998)等。它们多已并入电网作商用化示范运行,证明能够实现有害物质零排放,净效率可达43%以上(高于超临界参数燃煤发电机组在同样净化要求下的最高水平),运行可靠性良好,其建设投资和运行成本基本上已具备竞争力。
 
  IGCC的技术日臻成熟,目下正在发展第二代商用化示范电站,以加强整体化,并采用最新技术,然后可以进入商用化普及应用阶段。现在新型工业燃气轮机的进气初温已达1430℃,用以组成的IGCC系统净效率应将超过50%。美国1998年4月推出的《综合国家能源战略》,要求2012年燃煤发电效率提高到60%以上。作为对照,目前发达国家火力发电厂的平均发电效率为37%左右。
 
  现在世界上已建、在建和拟建的IGCC电站约三十座,总容量超过820万千瓦,其中美国拥有十五座,居世界之冠。IGCC已是世界能源界关注的一个白热点。
 
  燃烧含炭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为惰性气体,与硫化物不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有害物质。八十年代以来,“温室效应”理论视二氧化碳排放为造成地球暖化的原因。尽管这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理论,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当今国际环保共识,IGCC技术必须而且可以作出正面回应。作为IGCC的进一步发展方向,“碳捕获”———二氧化碳捕获、利用,或永久封存已成为计划的重点之一,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零排放。如果试验成功,煤炭将彻底脱掉污染大户的帽子,成为真正的清洁能源,IGCC也将成为超低排放污染物的完美发电方式。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时间,这也是布什总统政府不批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之一。
 
  美国的总体能源战略,可以从维持政治、经济、军事强势地位,确保国际能源市场供应渠道畅通,制定资源开发优先次序,建立充足的石油储备,鼓励支持发展开源节流新科技等多方面进行考察;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由于美国开发IGCC卓有成效,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已经掌握了大规模商用化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因此可在历史性的“能源峡谷”过渡时期从容应付,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
 
  三. 中国如何因应?
 
  接着让我们看一下中国,作为能耗仅次于美国的第一人口大国,何以因应如此能源大变局?
 
  中国是个能源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可采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1%、4.3%和55.4%,石油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3%。
 
  相对而言,中国的煤炭资源远较石油和天然气丰富。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历来以煤为主。七十年代以前,发电燃料几乎全部用煤;政策要求火电厂发挥技术特长,尽量燃用劣质煤,把好煤让给冶金、交通等行业;那时石油产量微不足道,为此要求努力限制和节约用油以减少进口。
 
  2004年中国火力发电18,073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发电量21,870亿千瓦时的82.6%,其中近95%为燃煤发电。
 
  中国一贯重视开发廉价的水电,长江三峡电站启用后,2004年水力发电量达3,280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5%。
 
  中国核电事业的起点,可说从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任务,并按此日期命名728工程为始。起初关门搞“自力更生”,进展缓慢,后来通过国际合作、技术引进,至九十年代初有了零的突破。2004年核能发电501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2.3%;计划到2020年耗资600亿美元建造至少30个核电厂,届时核电比重可望提高到4%。
 
  中国于六十年代初开发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石油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3年实现原油基本自给。1974年西方石油危机爆发时,中国尚未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石油无须仰赖进口,不仅未受冲击,却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中国石油产量1978年突破1亿吨。1985年达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原油输出成为创收宝贵外汇的重要来源。
 
  六、七十年代之交,由于文革的破坏作用,发电厂燃煤来源动辄中断,为了维持电力供应,有条件的地方纷纷突破传统燃料政策,将燃煤设备改造成为燃油运行,以后又新建了许多燃油机组,到1975年,每年烧油达三千万吨以上。换言之,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因应石油危机,大力推行“油改煤”之际,中国却因自身的特殊国情,出现了“煤改油”的反向趋势。
 
  中国进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迫切需要利用石油资源换取急需的外汇,于是规定了燃油电厂厉行“油改煤”的政策。以后又决定将“油改煤”产生的外汇收入,专项用于进口发电设备,以缓解严重缺电的局面,并相应成立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HIPDC)专司其事。
 
  “油改煤”政策雷厉风行未久,就发生了政策制订者想不到的逆向运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一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36.5%。现在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
 
  这个巨大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许多紧缺电力,煤炭供应又困难的地方,以发展生产为优先,再度冲破“油改煤”政策禁区,兴建了一批批快速上马的燃油发电机组;一些工业企业也装用以柴油为动力的自备发电机组。其后,在气势如虹,保持7%至10%的增长的经济起飞中,中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各行各业对石油的需求日益扩大,但是真正使得中国石油消费量激升的还是方兴未艾的汽车家庭化的热潮。
 
  作者在1986年见到当时的交通部长钱永昌,据告按照中国国情,国家政策无意效法西方发展私人汽车业和高速公路,中国要着重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没有多久,这个政策就一风吹,吹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GDP大幅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车代表身份”,显然无法克制对轿车的强烈向往;从发迹了的田舍翁到中央政治局,谁也挡不住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随着能源大变局的到来,就历史的观点看,燃用石油制品的形形色色常规汽车,无论多么美仑美奂,其实只能算是“尾巴工业”或“夕阳工业”。当时幸而没有成为传统型汽车大国的中国,应该像往年发展电子工业那样,跳越没落中的电子管,抓住前途无量的半导体,赶上世界最新潮流;在汽车行业致力发展混合燃料、替代燃料、电力驱动、燃料电池等革新车型,而不是高举“拿来主义”旗帜,赶在“石油时代的黄昏”,拜倒在罂粟花般传统香车魅力之下。
 
  中国汽车年产量199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产量达到444万辆,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其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2004年总产量达507万辆。今后五年在汽车整车方面的规划投资达2000亿元左右,新增长生产能力600万辆。中国的汽车化进程显然已经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调查公司CSMWorldwide的报告显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多项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膨胀到1500-2000万辆,很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在上海和一些大城市,政府當局一面號召市民節省能源,一面卻反其道而嚴格实行起了自行车让道汽车,甚至主要道路禁止通行自行车的规定。上海市政府已经制定了在2010年市中心不再有自行车进出的计划。依靠自行车讨生活的弱势群体,从此行路有如过街老鼠。
 
  作为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把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车基础设施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慕尼黑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60%的人每天都乘坐公交车,20%的人每天都骑自行车。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或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90%以上的居民没有小汽车,都乘坐公交,如果周末去海滩或乡村等地度假,就会租车。曼哈顿150万居民中,30万人拥有自行车,街道不专为骑自行车的人设非机动车道,原则上骑车人与开车人共享道路,并允许在城区工作而距家较远的公民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现任市长彭博常乘4号地铁上班,2002年12月11日,纽约公交工人拟议大罢工,彭博看得开:“不行,我就骑自行车!”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石油超过了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40%,预期这一比例在2020年可能达60%以上。
 
  事实上,能源短缺,石油资源尤其短缺的的中国,正在全球石油资源面临末日之际,加速争当石油消费超级大国。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如今中国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的2%左右,约为24亿吨,按目前年产油1.8亿吨到2020年达到2.0亿吨估计,中国将在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历史正在轮回,中国很快就要回到“贫油时代”。
 
  2004年中国原油消费量为2.9亿吨,其中进口1.2万吨,已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目前,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跨越了国际警戒线。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对应的却是本国的石油生产停滞不前,国产石油的增长率仅在2%以下,远远根不上这种急剧发展的形势。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主要石油产地大庆油田目前的年产油量正以7%的速度下降,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中国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实际上将全部依赖进口。为了填补缺口,中国只好竞相与海湾国家、中亚尤其是哈萨克、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签订各种能源协定。“石油依赖”已成中国最大噩梦。
 
  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但人均能耗还很低。按每人每年耗用标准油量计,目前全球平均1.7吨,发达国家约5吨,其中美国高达8吨,中国只有0.85吨,但急起直追,势不可挡。如果中国赶上和超过了现在的全球平均人均能耗,达到2吨,届时人口按14亿计,那么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就要从现在的11亿吨猛增到28亿吨,大大超越今天美国的水平。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根据比较温和的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年耗量将达22亿吨标准油。如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方式,这个数字有可能是35亿吨标准油,即使采取多种措施,也可能达到25亿吨/年标准油。
 
  这时世界和中国的能源组成格局如果没有戏剧性的改变,2020年前后,中國石油消费量可能达到7亿吨左右,石油总进口量可能高达4亿吨,成为世界最大油品进口国。届时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60%以上,不仅要支付难以估量的天价,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油源不可逆转地日益紧缺的严酷形势下,长期保障可靠供给。一旦世界风云突变,中国能源安全将首当其冲受到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极度薄弱环节。
 
  从上述演变可见中国能源大计反复无常,常常与历史性能源大变局下的要求背道而驰。人们可以辩解说,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嘛!但发展要作优化选择,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公理或常识。违背了公理或常识,可逞一时之快,却不免客观规律性或局限性的惩罚。
 
  近来,中国能源战略问题已经成为特大热门,许多大块文章有相当全面适切的讨论,总的来说,还是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涉及议题包括:加强节能、以煤为主、以电力为中心、减少石油用量、内外开发并举、保障安全供应、发展替代能源特别是可再生新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协调等等,从而以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求改进管理体制……
 
  中国做了大量节能工作,但仍然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差的国家之一,2004年中国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然而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的4%;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10倍。中国在发展替代能源方面,有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数量级上还是“小打小闹”(不包括水电)。关于可再生未來新能源,中国参加了欧、美、日、中等七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并且正在建造自己的全超导核聚变“人造太阳”实验装置。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这个终结能源危机的梦想进入商用化试验,最快也是五十年后的事。
 
  四. “四个第一”与中国能源战略
 
  本文意在指手划脚,而非歌功颂德,但无意也无力面面俱到说三道四。在有关能源战略的诸多方面重大问题当中,拟拾林彪“四个第一” 故智牙慧,推论如后。
 
  1. 落实“能源峡谷”时期过渡对策第一
 
  千条万条,这条不落实,青黄不接,挨不到新能源续命重生,岂不呜呼哀哉?证诸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许多方面正在不顾一切地反其道而行之。怎奈时不我待,客观上可容自救的来日无多,屈指可数。
 
  2. 煤炭加冕第一
 
  全球能源资源组成格局如此,就中国国情而言更是如此。
 
  现时中国石油消费疯涨,在全球积极寻找可用资源以保障石油供应,固然是当务之急,但若承认落实“能源峡谷”时期过渡对策第一,就一定要清清楚楚确立煤炭加冕第一的战略观念。
 
  本世纪中后期,煤炭势将成为全球和中国能源过渡阶段的主要支柱。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65%以上(美国23%),2004年产煤19.56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已经探明煤炭可采储量约1900亿吨,但总储量估计可能高达四万亿吨,如果加紧查清资源家底,运用先进科技合理化开发,可望维持供应一百甚至数百年之久。
 
  中国要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需要人均一个千瓦的电力,以15亿人口计,将有15亿千瓦的需求,为现有发电能力的三倍以上。根据“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GDP翻两番,达到四万亿美元的经济发展目标估计,届时全国约需发电装机容量为8~9亿千瓦左右。但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显示,到2020年,预计水电总容量可达1亿千瓦,核电总容量达3600万千瓦。风能和生物能都只有约2千万千瓦,太阳能仅1百万千瓦,加上其他各种可能资源提供的电力,不到总发电能力的20%。据此,今後整个“能源峡谷”时期中国电力供应必然主要依靠火力发电,由于石油、天然气资源即将见底,除了主要指望煤炭,别无选择。
 
  近年中国煤炭产量上去了,但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相当落后,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仅为45%;为数相当多的小煤矿,技术手段和开采方式尤其落后,难以保障安全经济运行。
 
  中国煤矿事故频繁,矿工死亡率是美国的百倍,已成不可承受之痛。据查全国有安全保障的煤炭生产能力仅为12亿吨,去年约有7.5亿吨是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非法违规生产的煤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年产近20亿吨,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安全生产容许的极限。
 
  中国煤矿资源极为浪费严重,目前资源回收率仅在30%左右,小煤矿回收率只有15%左右,可以比拟为“猴子吃苹果”——咬一口就扔。估计1980年到2000年,全国煤炭资源浪费280亿吨,扔掉的煤炭几乎是被利用资源的两倍。长此以往,到2020年,全国将有560亿吨煤炭资源被浪费,实际上相当于每年耗用50亿吨煤炭。在这种极端粗放型暴殄天物的同时,精查储量却一直上不去,不消四十余年,已知可采储量就会消耗殆尽。
 
  煤炭行业现状,显示现行能源战略部署同客观需求大有南辕北辙之势,前景极其堪忧。
 
  3. 煤炭高效、清洁、综合利用第一
 
  煤炭加冕第一,不是简单重复早年粗放、肮脏、低效的利用方式,必须极大地提高能量转化效率,减少环境污染,并转变为可以方便运用的其他能源形态,作为充分合理利用宝贵的煤炭资源,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基本政策。
 
  众所周知,煤炭的最佳和主要用途是转化为清洁、方便的二次能源――电力。在中国电力生产中,火电常占80%以上,其中90%以上为燃煤发电。
 
  中国电力生产能力虽已有了巨大发展,但就人均年度用电量而言,约计1300度,与世界平均2400度相去尚远,仅及美国的十分之一,还处于低水平。预期20年后中国发电量将翻番,相应增建五百多座燃煤发电厂,每年多烧约八亿吨原煤;如果按照现在的排放水平,中国环境污染势将变本加厉,而全球环保目标包括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中国燃煤发电效率约33.5%,与IGCC发电系统可望达到的指标相较,每年将多耗原煤3.5亿吨以上,是为“能源峡谷”时期不可承受之奢侈。
 
  4. IGCC第一
 
  IGCC是国内外公认的先进煤炭发电和综合利用应用技术,效率高、最有希望实现零排放,能满足各种严格的环保标准要求,耗水量少、易大型化、利于综合利用煤炭资源,能同时生产甲醇、汽油、尿素、硫磺或硫酸以及灰渣建材等等;并且具有极大发展潜力。
 
  在美国和一些国家,IGCC正由商用化示范进入实用推广阶段。
 
  对于一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大国来说,为了贯彻“煤炭高效、清洁、综合利用第一”,IGCC是别无他择、不可推诿的必然首选。
 
  五. 回眸IGCC二十五年
 
  中国开始认识和研发IGCC,一点也不晚,但是始乱终弃,至今梭巡徘徊,不知所从,成为能源战略失落或根本没有能源战略的佐证。
 
  “往事并不如烟”。第一个IGCC项目兴亡旧事,何尝不是今日中国IGCC难产的一面镜鉴。议论至此,不便藏拙,下面提供一份“电影说明书”式故事梗概,立此存照。就事论事,真人真事,实名制,不掺假。
 
  1977年冬,刚刚重建的国家科委,紧鼓密锣编制国家重点科技项目计划,迎接即将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11月的一天,国家科委二局(能源局)负责人林华(1981年调任国家计委任副主任,1997年去世。)在北京友谊宾馆工字楼会议室召开有关部委代表会议,讨论煤的气化、液化和综合利用等方面选题。煤炭部副部长贺秉章率先发言,提出了一个将山西煤高压气化后,经管道输送北京的宏伟规划(没有实现)。
 
  我受水电部科技司(不久改为科技委员会)代表委托,紧随其后,举手发言,介绍了我们酝酿中的IGCC项目纲要。主持人林华当即回应,认可列入选题,安排会後详谈。
 
  接着,第一机械工业部代表,上海发电成套设备研究所科研办公室主任华建敏(1994年任上海市副市长,1998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现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发言,介绍该部关于同一课题的筹划情况,支持我们关于建立试验基地的设想。会後我们在招待所交换了意见,自此与上海成套所建立了一以贯之的密切合作关系。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開,会后编列了108项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其中第29-6项确定在苏州发电厂建立试验基地,开展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研究,这就是我们现在称为IGCC的项目。经磋商协调,该项目由水电部为主,会同一机部、化工部和煤炭部共同负责。1979年初,四个部在苏州阊门饭店联合召开该项目启动大会,有关干部、权威专家,群贤毕至。我受托作主题报告,会议通过了一份指导性的纪要。
 
  项目首期拨款人民币二千万元(按汇率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折合至2004年相当值,为二千六百万美元),另外提供进口物资和国际合作所需外汇。
 
  我们为该项目起了一个代号:296工程。接着,一批决意有所作为的科技和后勤人员,立即展开了辛勤的策划、搜资、求教、计算、研究、筹建工作;包括编制正式的计划任务书,奔波各地建立协作关系,物色可用的器材设备;与此同时,一系列挑战四面八方接踵而来,几乎不容喘息余地。
 
  一种挑战是大体上属于正当性质的学术性竞争。许多单位有心争夺该项目主办权,最强大的对手当推著名科学家吴仲华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有志在必得之势。为发扬科技民主,1980年冬,国家科委由二局局长林汉雄(1988年出任建设部部长)和总工程师金发楠在南京锺山宾馆召开了“能源专家会议”,重新检讨该项目的部署。我作为苏州项目的负责人,有幸与一流水准的竞争者展开了坦率、激烈,但纯然说理的交锋。会议结束前,科委裁定确认苏州项目不变。当晚,我们一度门可罗雀的的房间,高朋满座,群情盎然,一众科研、设计、生产部门,紛至沓來要求参与合作。
 
  然而,在实力派杀手面前,学术研讨的成果,国家科委的权威,紅頭文件的效力,几乎不值一哂。
 
  另一种挑战为非学术性,纯属破坏性,乃至致命性的冲击。这种冲击作用几乎完全来自电力部门(1979年水电部分为水力和电力两部,1982年又合并为水电部。)内部,亦即苏州发电厂的平级或上级单位。这不是偶然乱象,是电力部主流派立场决定所以然。
 
  电力部主流派以为,电力部是个生产部,其有限的科研力量(人员、设备和资金)应该用于改进发供电技术,提高生产安全性和经济性,而不是开发像IGCC这样的新型发电系统。中国国产发电设备系由第一机械工业部提供,他们造得出IGCC,我们就装了用,他们造不出,需要时可从国外引进,又何必电力部自己来牵头研究开发?中国不是已经从自力更生、步步紧跟,一夕之间转上了什么都可以“借鸡下蛋”、全面引进的时代吗?
 
  这种观念,合乎“条条专政”维护势力范围绝对权威的惯例,看起来颇有蛮理,很像忠于职守的表现,甚至在电力部科技委员会内部,也占相当优势。
 
  IGCC并不是一种“燃料-电力”直接转化装置,它是一个由气化、净化、燃气驱动、余热利用、蒸汽驱动,以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等一系列环节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其中很多技术与传统常规发电行业素无瓜葛,甚至毫不相干,但早已在其他行业发展和应用。开发IGCC,就要打破历来的行业界限,优化整合有关技术,构成一个新概念发电系统,验证这种发电原理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改进完善各个环节,进而建立具有竞争力的商用化IGCC电站,发挥“能源峡谷”时期清洁、高效供应电力的中流砥柱作用。
 
  因此,开发IGCC第一步,必须建立试验电站;西德Lǔnen这么做,美国Cool Water这样做,中国国家科委相信也该有自己的IGCC试验电站。
 
  发电是由电力部垄断经营的业务。电力是一种瞬间完成“产、供、销”的特殊商品,发电安全性直接关系着大片地区的生产和民生,电厂和主管部门对此承担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责任;因此,无论一机部或电力部门的科研单位,都很难说服发电厂主管接受具有相当风险性的新技术研试任务,许多既经批准的项目,也常常由于担心影响运行安全,被迫半途而废,甚至功亏一篑。六十年代初,一机部为求革新电站设备,曾与电力部门协议设定新建的湖北青山热电厂为试验电站,但该厂投产后,由于地区负荷紧张,电力部门就推翻前议,把一机部拒之门外了。
 
  没有试验电站,无论一机部、电力部,或是其他部门,都是无法开发IGCC的;但是要电力部拿出一座发电厂来做IGCC试验,又谈何容易?
 
  苏州电厂之所以中选,是当时机缘良性组合的结果。该厂始建于1921年,是中国和当世最陈旧的骨董发电厂之一,规模小,性能差,且因地理条件限制,没有扩建可能,虽仍忝列“县团级”单位,实已濒临淘汰边缘。乃有技术人员不甘随波逐流,倡化腐朽为神奇之议,将苏州电厂改造成为新技术试验电站。相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设备陈旧,原理相同;许多改进项目都可以拿到这里来做,即便发生“全厂停电”事故,因为容量很小,不及邻近大厂的百分之一,在华东大电网中的影响可以略而不计。该倡议得到电厂党委支持,并徵得有关各界热烈赞同。
 
  起先部科技司推介了一个老厂改造课题,苏州电厂的技术班子在旁征博引中发展形成了赶上世界IGCC潮流的构想。后来的情况表明,科技司的专家当中,数来数去,其实只有二人真心实意“爱上了”IGCC,那是主持编制项目计划的王继樵和著名汽轮机专家霍宏先,我们正好一起赶上了上述友谊宾馆工字楼的关键性会议,天缘巧合,恰到好处,一路顺风,催生了“296工程”。
 
  第一座IGCC试验电站的主要任务是原理概念验证,并提供攻克技术关键的研试平台;不要求配备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容量和参数的影响早为热力学确认,无须再作验证。)因此,苏州电厂作为设备陈旧、行将就木的小厂,“废物利用”、“变废为宝”,恰恰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经济合理优化选择。
 
  苏州电厂来自基层的主动性,应是开展这一重大科技项目的非常有利条件,特别是在那个“政治挂帅”失灵,又谈不上有效市场机制的尴尬时刻,国家科委二局对此积极性十分珍视,甚至有过打破常规,直接同苏州电厂订合同的前卫设想;可是在电力部门内部,情况恰恰相反,从顶头上司江苏电力局到电力部的主流派,多视为不务正业、离经叛道的异端,只是碍于来头,虚与委蛇而已。这种暧昧的情势下,三次危机接踵而至。
 
  第一次危机
 
  主要合作单位西安热工研究所首先打出了横炮。
 
  电力部指派所属主要科研机构西安热工所为本项目的技术归口单位。该所前身为电力部的技术改进局,1965年自北京迁来西安,负责火电厂热能动力方面的技术改进业务,对于IGCC全然陌生,既无对口部门,也没有对口专业人员;一旦受命,其优先程序不是从技术零点上起步,却秘密制订了一个“兼并”苏州电厂的计划,立即展开穿梭行动贯彻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步:热工所负责人下苏州,找电厂党委闭门密商。他们提出:IGCC是超大型科技项目,热工所必须派出大批专业人员长驻苏州工作,旷日持久,困难甚大,因此建议厂所合一;实际上就是迁所来苏,通过“大一统”,鹊巢鸠占,反客为主,从此脱离艰苦落后的大西北、圆了那转进东部沿海发达宝地的的美梦。出奇制胜,在此一举,岂不妙哉!
 
  电厂党委认为,只要省局同意,亦无不可,唯一的硬条件是:合并后,原电厂职工保留电业企业待遇。这个道理,在于当时企业单位的物质待遇略优于事业单位(研究所是事业单位),如果损害了职工切身利益,就不好办了。两位所长十分理解,信誓旦旦作出了未来“一所两制”的承诺。
 
  第二步:热工所负责人、电厂厂长,加上敝人,再约了电力科学研究院院长从北京赶来,一起去南京,试图说服苏州电厂的上级主管――江苏省电力局。
 
  省局徐副局长接待我们一行。这位副局长原有腹案:苏州电厂关门后,职工应支援苏北新厂,由于调动苏州宝地个别人员非常困难,最好“一锅端”,厂址则归供电局利用。他根本不赞成搞什么试验电站,即便作为常规发电技术的试验电站,对江苏省局来说,也是个额外负担,谈不上什么实际利益,更何况IGCC?
 
  IGCC项目打乱了他的算盘,但热工所迁苏之议提供了另类补偿机会。
 
  徐副局长早有线报,胸有成竹,当即回应:热工所“兼并”不行,“购并”则可。这就是说,电厂寸金之地,原有利用计划,需要资金补偿,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价。院长和所长们皆无难色,夸下海口,说只要从部里小型基建项下开支就得了。
 
  第三步:院长和所长们去北京,向电力部科技委员会请求批准。科技委主任齐明是位正气凛然的副部级资深老干部,听后勃然大怒,表明绝不容许这种借机谋私的诡计得逞,叫他们死了逃出西安“鸟笼”这条心。
 
  江苏的徐副局长等得不耐烦,派了一位处长到部里要钱;齐明当面痛斥:“要钱没有,要命不给。”轰了出去。
 
  奥林帕斯诸神翻脸之后,热工所所长们退回“鸟笼”,不再出声;徐副局长他们显然觉得被愚弄、被羞辱了,咽不下这口恶气。江苏省电力局接着发下文件,通知苏州电厂296工程暂停活动,冻结经费;同时给电力部打报告,声言苏州电厂没有足够技术力量,厂址今後计划用作培训教育基地,不能承担这一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云云。于是,一切都停摆了。
 
  可怜一众科技人员,包括刚从外地调来的专家们,满怀抱负,出师未捷,就给莫名其妙放了鸽子,起先连原因都蒙在鼓里。除了干瞪眼,大家还能做什么呢?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建议苏州电厂负责人采取主动行动,前往西安,说动那无风起浪惹出事端的热工所所长们一起进京,向部科技委解释、表态、消气、扭转僵局,然后让部里给省局做做工作,给徐副局长他们一个台阶,应有转圜余地。
 
  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平下了诸神漫天肝火,296工程延宕将近半年后重新启动。
 
  第二次危机
 
  热工所讨了没趣,并没有认真干起活来,却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编报项目计划任务书的过程中段,热工所忽而推翻四部会议纪要确定的方案,要求搁置试验电站计划,先从“小型试验”做起。换言之,让他们在西安的所里慢慢玩起来再说。
 
  从“小型试验”做起,似乎是一种合乎科学态度的提法;但IGCC不是一个需要一切从头做起的项目。凡稍有涉猎的内行人士无不明白,建立IGCC试验电站是顺理成章的必要起步,其他国家无不也是如此;当然,建立试验电站,并不否定“小型试验”,恰恰因为有了试验电站,才能为必要的小型试验提供适当的平台。
 
  在一次次讨论会上,来自十几个单位的数十名代表,耐着性子奉陪热工所那种循环往复的空洞辩论,半个年头无所作为。热工所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根本不知道自己坚持要做什么样的“小型试验”,始终亮不出一份“小型试验”的说明书,越来越难维持其“不同学术观点争论”的表象。最后,除了苏州电厂成员勉力周旋外,一机部、化工部等各方代表都沉不住气,准备宣布退席了。科委二局负责人忍无可忍,终于向电力部科技委提出了不必勉强热工所参与本项目的建议。
 
  电力部科技委明确支持IGCC的人物,除王、霍两位外,这时又加上了齐明主任。“第一次危机”使他无形中加深了对IGCC项目的了解。他的访美之行,亲眼看到了美国IGCC事业的盛况。
 
  齐明来苏州,正遇山东省电力局梁玉山局长劝说我去济南工作,他当着我的面告知梁局长,无论如何不能让我离开IGCC项目。我相信他是认真的。
 
  国家科委和各部合作单位的反应,加上齐明立场明朗化,终令“小型试验”游戏难以为继,没有闹腾到试验电站告吹或同热工所散伙的地步。
 
  两度发难,总是书生闹事,未成气候,好歹对付过去了。危机过后,计划任务书终告出炉,热工所派来了常驻代表,尽管只是应景的“观察员”。
 
  热工研究所于1994年改名“热工研究院”,英文简称TRPI。2004年更名为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2001年在苏州开设了分院。
 
  2004年3月该院几位专家联名发表题为 《研究和开发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促进我国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论文,其中如是说:“我国在1979年曾由国家科委立项,由TPRI牵头在苏州电厂筹建一座10MW级的IGCC试验电站。此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工程中止建设,但仍然进行了不少前期工作。”
 
  第三次危机
 
  尽管“技术归口”单位意兴阑珊,296工程在各部协作单位通力合作下,还是步上了轨道。我们从云南密林中调来了可供改造利用的压力气化炉本体,开展系统整体和气化、净化部分技术设计,进行燃气轮机选型、余热锅炉研制、调节系统设计,筹建高温煤气净化试验台和低热值煤气燃烧试验台,并提出一系列有所创见的专业论文……
 
  苏州项目和美国Cool Water 的首座IGCC试验电站的起步时间差不多,可望在1984年左右同时试运。我们的规模和水准要差很多,但原理概念验证和攻关主题异曲同工,一样为未来国际合作开发,更上一层楼打下必要的基础。
 
  致命的第三次打击很快降临了。中央清算华国锋“洋跃进”,实行“调整”政策,削减投资项目,同时对陈旧企业 “关、停、并、转”。江苏省电力局随即发下了打算关闭的老厂名单,苏州电厂赫然榜上有名,只是附注因承担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如何处置,有请电力部裁定。
 
  球踢到了部里。这就是说,电力部如果要苏州电厂把项目搞下去,得出钱把这个本该关门大吉的企业养起来;否则,我局恕不奉陪。
 
  苏州项目面临“皮之不存,毛兮焉附”的困境。
 
  此时国际油价回稳,美国原先一拥而上的许多IGCC项目纷纷下马,消息传来,益见时运不济,风雨飘摇。
 
  电力部主流派这关最难过。部科技委员会本当是苏州项目的守护神,可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齐明主任,这时忽告离休,从此不再涉足此一是非。后继者竟是一位颟顸焦躁近乎衰竭的老者,同他说明白一件事也难,几位付主任则打起了太极拳。此时部里实际上只有计划处的王继樵在四面楚歌中勉力招架。国家科委二局着了急,曾专门讨论将苏州试验基地收为直属单位的设想,但既无先例,又不合体制,看来行不通。
 
  欲求保全,莫非唯有自力更生,自己养活自己?我们提出了一个利用电厂锅炉设备为苏州市集中供热的方案,既提高能源效率,又可改善大批小型工业锅炉排放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市政当局和有关企业热烈欢迎,并获国家计委综合局支持出资安排设计单位做可行性研究,结果证明经济收益足以维持电厂生存。
 
  然而,省局徐副局长他们,轻易地击中了集中供热方案的“阿基勒斯之踵”(The Heel of Achilles,致命要害)。省局发了话:你们搞集中供热,就不再隶属省电力系统,改归苏州地方政府去吧。这意味着电厂职工从此失去傲人的“中央企业”待遇,工资、福利降级,住房分配机会大减。与此同时,省局又许了愿:关厂后,职工一律在当地电业单位安置,既不必去外地,又保留电业部门待遇。
 
  电厂职工闻讯后,争相表态效忠省局,服从关厂安排。我辈风尘仆仆,四处游说活动,欲求“置之死地而后生”,力谋挽回残局之际,后院传来了一片挞伐声。电厂职工代表大会上,众人慷慨陈词,指责296项目几个要名要利的知识分子,出卖广大职工的利益。我们当不成电厂重睹芳华的功臣,不幸已沦为坑害职工切身利益的罪人。
 
  电力部首长们日理万机,对这等无关紧要却又不大不小的麻烦事,一时也难打理,就来个拖字诀。一拖不觉大半年,296工程完全停摆,全班专业人马在广大职工冷眼下夹着尾巴混日子,越来越不是滋味。于是296工程全体技术人员联名上书当时的电力部部长李鹏,敦请迅速作出决断。
 
  李鹏接信后很快作出反应,他召集部里一些人开了个会,在296工程班子无人参加、无人知情的情况下,下结论为“可搞可不搞的边缘项目”,根据调整政策,决予停办,苏州电厂相应关撤。他亲自给国家科委的留苏老同学林汉雄打电话,告知这个“不干了”的决定,据说气得林汉雄不亦乐乎。
 
  苏州IGCC项目完蛋后,犹有余音袅袅。一机部上海成套所从国家科委那儿保留了一个燃烧室试验子目,由燃气轮机研究室主任李建业主持,与美国GE等合作完成。
 
  1983年6月,我以访问学者身份,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南楼的EBASCO公司总部报到。
 
  六. “不知其不可而为之”及其他
 
  我曾在美国《燃烧工程》(Combustion Engineering)杂志拜读过EBASCO公司副总裁率专家组向国会游说IGCC联产技术的精彩全文报导,我冀望在那里找得到同好知音,共商东山再起大计。
 
  由于油价回归低位,IGCC近期不会展现经济竞争力,市场导向的美国,当时也收缩有关项目,但坚持Cool Water示范电站试点不懈,依然确认IGCC的明日之星地位。我在今已灰飞烟灭的世贸中心二号楼86层,向EBASCO公司闲了下来纷纷转行的IGCC迷们(NUTS),以及国际商务开发部的先生们大言不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长远发展计划,不易为市场波动左右;如有美国技术和资金协助,中国IGCC大有可为,甚至可以发展得更快些,将先进成果反馈美国!诸君何不共赴一试?
 
  GE公司的IGCC部门负责人邀我去Schenectady总部访问,小住一周,大长见识。在芝加哥的煤气研究所(GTI),主人让我详细了解他们开发的新型气化装置。EBASCO国际部派员陪我去华盛顿,向世界银行游说投资中国IGCC事业;要求国务院贸易发展署(TDP)出资支持中国IGCC项目可行性研究。
 
  电力部已贴了封条,没有人指示我东山再起。美国同好们知道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行为,但在这个肯定“个人本位”的国家,这一切算正常。
 
  我在EBASCO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实际上是美中合作在华开发IGCC技术的建议书,赢得了正面的反响。1984年8月起,经毛遂自荐,我开始了大洋两岸穿梭之行。我的国内原单位准予“留职停薪”,借调EBASCO,于是我作为兼具美国公司代表身份的中国访问学者,为中国IGCC另起炉灶,以及电站引进等合作课题,扮起了挟洋自重、假洋鬼子式的桥梁角色。
 
  我向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市科委主任魏瑚等推介IGCC,获得正面的积极的反应,促成EBASCO同上海吴泾化工厂合作进行予可行性研究,并EBASCO支持下为上海争取到了一笔美国国务院贸易发展署(Trade Development Program,TDP)开发新科技项目的启动资金援款。
 
  我有机会向前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张珍(2004年去世)和北方工业公司罗总经理等宣传IGCC,被接受为“军转民”工程的特别选题。在前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刘斌彦(曾任叁机部、七机部、八机部副部长、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1998年去世)协同下,北方工业公司同河北省邯郸市合作,与EBASCO公司共同研究开发IGCC联产技术的可行性。
 
  张珍时任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该委下设顾问组,成员包括号称核霸王的姜圣阶等一流实力专家权威,我应邀出席该顾问组会议作IGCC专题介绍。其中燕山石化总公司的吴总,敏锐地发现了借以改造该公司庞大燃油动力供应系统的可用性,为此请来EBASCO专家,实地考察研究IGCC热电联产方案。
 
  我同另一位IGCC迷,国防科工委领导人赖坚(现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共商开拓之道。我等筹划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谷羽,中国科学院顾问、前新技术局局长,胡乔木夫人)与EBASCO公司建立一家专司开发IGCC技术的合资经营公司。在EBASCO公司董事长华莱士先生赞同下,该建议进入了正式评估与编制计划阶段。
 
  我受邀参加国务院煤炭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和国家科委在京丰宾馆联合召开的研讨会,见到了许多熟人,大都是来发牢骚的。看来不光电力部,其他部门的类似项目基本上都落到了“可搞可不搞的边缘项目”的下场,多年来乏善可陈。我在会上联系自身实践体验,提出了抛开“条条”,改就“块块”的新路线,主张同地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中的积极力量合作,结合当地生产建设的实际需要,直接展开工作。这个意见得到会议主持人,国务院煤炭综合利用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位前石油部副部长(名字忘了。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击节激赏,特地找我单独促膝长谈,并把这一意见写进了会议纪要。
 
  按照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原理,我无意再找电力部门重提IGCC。那里有一扇无形的自闭之门,在那扇门上,我已撞破头颅,血迹斑斑。
 
  然而,这是一件戏剧性的邂逅。1985年末,我有幸在北京西苑饭店同以后担任水电部、能源部副部长和电力部部长的史大桢及夫人,共进晚餐并纵论IGCC。当时他刚从东北调京,由电力部规划院长转任部总工程师。史总其实不是我的游说对象,只是作为技术人员之间关于新科技动向兴之所至的自由谈,他可真是听进去的。
 
  部科技委计划处王继樵告诉我,他们讨论年度项目时,新来的史总特地向众人介绍了我们的谈话,并探问IGCC立项的可能性,顿令王兄等不胜意外,惊而难喜,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我们觉得史总非常可爱,但此时的他还不了解情况,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进入那扇无形的自闭之门。我们原是铁了心的,丝毫没有升起幻想。电力部门在史大桢领导下的十来年,创造了中国和世界电力建设的奇迹,但始终同IGCC形同陌路。
 
  我的游说活动看来有声有色,但是每当完成可行性论证之后,在计委立项这个关口上统统给卡住了。燕山吴总发现,即便自建铁路专用线也弄不到煤。张珍说不动计委,扬言要找赵紫阳。上海吴泾对发电为主不感兴趣,……看来没有电力部门归口牵头,改就“块块”的新路线步步荆棘,关山重重。
 
  我不找水电部,寄希望于新兴的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我一面同华能接洽引进电站业务,一面向他们宣传IGCC。公司创始人,首任总经理汪德方,曾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德高望重,头脑清晰。他的计划部主任被我拉去参加了我和燕山的IGCC会谈。我希望华能同地方政府或大企业合作,突破中国IGCC的缺口。华能回应可以,但是必须首先引进几座常规电站,亦即在贯彻国家交下的本来任务初见成效之后,方可顾及其他。换言之,这是要若干年以后再说的事。
 
  我尊敬的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先生,同我在纽约耶鲁俱乐部有过一番关于IGCC的畅叙,他成了我游说活动的热情支持者,给予很大鼓励,为我介绍了许多高人,记得曾以“传教士”形容我奔走呼号之状。我传播福音几乎无往而不利,我和信众总是兴致勃勃,以为神圣的事业必胜;但我们总是无法逾越宿命般的客观极限,其实我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雨中打伞的孤独行者”。孔圣人“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的下愚当在“不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我自比走钢丝。作为华籍华人,“借调”身份,自告奋勇的进修人员,“上窜下跳”的个人行为的可行性,必须仰仗中美有关双方一致认可,容不得哪怕些许麻烦。我的脚跟如此不稳,稍有差池,失去平衡,就会摔将下来。
 
  看不惯我充当“假洋鬼子”的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特别是水电部外事司一位原先包揽EBASCO事务的处级干部,曾经为我初来EBASCO提供过可贵的帮助,可是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我的意外“崛起”,无形中取代了他视为禁脔的“热线”,阻断了他和合伙人的“生财之道”,起先他们从背后放冷箭,或正面恶意阻击,终至运用特有的优势地位,变着法儿直接要胁EBASCO公司国际部,非把我从钢丝上折腾下来不可。
 
  这是一个简单、干净,甚至用不着费心为我编造罪名的绝招。他们物色了一位适当的传话人,向EBASCO主管国际事务的副总裁口头转告据说是水电部外事司负责人的话:水电部及其下属单位拒不接待我这个人。不说明任何理由,也不留任何文字材料,一切瞒着我这个当事人暗中进行;显然希望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让EBASCO方面知难而退,不事声张地把我打发掉。
 
  美国同仁很快从惊诧中明白了过来,是他们曾经常打交道的水电部某员设计排除我。EBASCO公司不会介入这种敏感的东方特色权谋游戏,却落落大方,给予无辜受害者充分时间自己回应、澄清。
 
  可是我没有神力即时破解这个小小“国际阴谋”的魔咒。我不能奢求EBASCO冒着风险继续借重一个必须旷日持久地同中国最大客户――水电部里面某知名人士较劲的人。事实上我已从人们一时竞相争取结识的“Power Man”,变成了烫手山芋。
 
  事态到了无可作为的地步,我尽力做好善后工作,让手边未了事宜多少有所交待。我挨不到做出一丁点预期的成绩,不得不结束那吉柯德战风车的奋斗。我的IGCC戏谢幕了,电力工业生涯也画下了句号。
 
  我花费大量精力写信告状,要求水电部对这起暧昧的“国际阴谋”做出交待和查处。我的所有信件,包括寄到邓小平和赵紫阳那里的,都会回笼到水电部外事司,然后有人用鸡同鸭讲的方式,偶尔给我一封不着边际、局外人绝对看不懂我们在玩什么哑谜的回信。这种情形持续了一年多,似乎除了寻求法律援助,打跨国官司以外,已无可指望。此时中国忽然撤了水电部,新成立能源部,我试给黄毅诚部长和史大桢副部长发信,居然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部长委托对外合作司司长谭艾辛回函,满足了我的最低要求,对于我指称的“国际阴谋”,申明组织上并不知情,只能是个别人非组织的、非法的活动,因此全然无效;来信表示了亲切的善意,但未涉追究肇事人。
 
  那位“国际阴谋”主谋,没有因为加害于我而有损一根毫毛,不久还升了官,只是2001年,此君和谭艾辛、副部长查克明等电力部门一众官员因招标受贿等罪纷纷落水,啷当入狱,迄今犹有八年以上刑期未了。
 
  我跳下钢丝,所幸没有粉身碎骨。我改了行。什么IGCC、发电厂、能源工程,恍如隔世,风马牛不相及了。
 
  1998年冬,偶尔从GE公司燃气轮机部负责人陶德先生那儿听说,中国当局已决定在山东省烟台兴建首座40万千瓦级IGCC示范电站。蓦然记起十几年前,得悉烟台地区富含适于气化的褐煤矿藏,那里交通便捷,人杰地灵,发展迅速,曾经设想为IGCC试点首选之列。消息传来,借用毛泽东名句,宛然 “忽报人间曾伏虎” ,只是心劳日拙,不至于“汨飞顿作倾盆雨”,随即当作耳边风罢了。
 
  又是七年,2005年6月,石油期货价格破了每桶60美元大关。尘心未泯,不免惦记中国烟台IGCC项目,是否早已达成正果,进入了商用化阶段?搜索一下,找来了以下一系列讯息:
 
  1994年3月25日,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成立了“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该中心提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其中将IGCC发电技术研究列入中长期电力科技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计划,拟议建立大型IGCC示范电站,首套设备将从国外引进,部分研究和制造工作将在国内进行;该项目由电力部、机械部等组织实施;期限为1995年-2000年;认为执行该项目,将为在中国研究、开发和应用推广先进的IGCC发电技术打下基础。
 
  1994年5月,成立了国家科委、电力部任组长、主要由三委三部组成的IGCC示范项目领导小组。同年6月,又成立了由国内十一个单位组成的IGCC课题组,集中了国内众多专家和教授,由西安热工研究院任组长。1994-1995年课题组完成了IGCC示范项目技术可行性论证(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专题85-20-06),研究结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1994年开始进行山东烟台IGCC电站的前期准备工作,1994-1995年完成了工程前期的技术可行性研究。
 
  1996-1997年完成了北京IGCC工程与山东烟台IGCC工程的预可行性研究,这两个地区都具备建立IGCC示范工程的条件。
 
  1997年国家计委和电力部决定将整体煤气联合循环(IGCC)示范机组项目定点在烟台电厂。
 
  国家电力公司决定先上山东烟台的IGCC项目,拟以引进方式建设40万千瓦级示范电站,并将项目建议书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1997-1999年对电站系统的选择,主要设备的性能进行了研究和调查,对国外已建成的5座IGCC示范电站进行了考察,重点对Texaco、Destec、Shell和Krupp四种气化炉及GE、SIEMENS的燃气轮机作了深入的调查,为下一步选择技术合作伙伴打下了基础。
 
  《大洋网》2001年1月12日报导:我国第一个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发电项目———山东烟台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示范工程,1月8日在北京签字,它标志着列入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的这一国际最先进燃煤发电方式在我国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2002年12月29日,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就烟台IGCC洁净煤发电项目与其他出资方签署项目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公司组建工作正是启动,标志着IGCC项目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中电新闻网》2004年6月18日报导:烟台IGCC电站项目1999年正式立项,2001年成立了筹建处,正式对外发布了合作方案征询书,通过此方式选择国外合作伙伴。该项目由国家电力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烟台市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合资建设。计划于2003年开工建设,2006年投入试生产。
 
  《中国经济导报》2004年7月5日报导:国家计委考虑到电力体制改革厂网分开后,发电技术进步牵头者的缺位这一因素,为加快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促进电力工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洁净煤示范项目留在了国家电网公司,由其继续负责组织实施。
 
  (注:1997年8月,电力工业部更名为国家电力公司。2002年底,电力体制再度大改革,撤销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五家发电集团公司,以及四家辅业公司,共11家公司。发电厂归发电集团公司管理。)
 
  记者又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国家对发展IGCC发电技术和建设示范电厂十分重视,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把IGCC示范项目列为优先项目。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都在采取措施加快IGCC技术的发展。国家相关部门也给予示范工程在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是要保证并相对提高示范工程的竞争力和经济性,推动IGCC发电技术在中国的前进步伐。
 
  西安热工研究院发电研究新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许世森告诉导报记者,电力改革后,电网公司着眼于跑马圈地,对见不到摸不着的效益一时还不会上心。没有电力公司牵头,许多事情还真不好办。
 
  2004年2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电力建设项目公告中,第44项为山东烟台电厂IGCC洁净煤发电机组,规模30万千瓦,已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但没有批准开工的消息。
 
  《中国工业报》2005年7月1日报导,许世森教授告诉记者,早在1999年,国家有关部门就批准了我国第一座IGCC示范电站项目———山东烟台IGCC示范工程项目的立项。这个项目预计建成后装机容量在30-40万千瓦左右,但此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原订的引进国外设备如今有望国产化,目前这个问题正在商讨中。
 
  许世森向记者透露,西安热工研究院与华能集团公司合作,建设10万千瓦的IGCC项目,预计2007年左右可完成建设。这个项目采用我国自主技术,设备也国产化。
 
  西安热工研究院主编的《热工技术讯息》2004年第6期报导:在2004年6月9日由中电联主办、国家电网公司协办的中国洁净煤发电技术研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西安热工研究院以及电力系统的各方专家一致呼吁应加快IGCC示范电站建设的步伐,建议我国应在2010年前建成和完成示范电站的运作,在2010年以后开始逐步推广应用,以促进洁净煤发电技术的产业化。 
 
  摘引至此,可见GE公司陶德先生的消息准确无误,然而中国的第二个IGCC项目业再度一步步陷入了迷失之海。它的预期建成日期从2000变成了2006、2007,乃至专家座谈中模糊化期盼的2010年前;规模由40万变成了30万以至10万千瓦;设备来源从一再确认了的国外引进变成了一种模糊的国产化设想(中国忽而紧缺外汇?);主管单位由国家电力公司变成了不管辖发电厂、“着眼跑马圈地”的国家电网公司;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没有批准开工。《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IGCC任务、国家计委正式立项了十多年,现在到底还有没有人管?会变出什么玩意儿?恐怕越来越说不明白了。对照之下,25年前苏州项目遭遇的复杂困境,兴许只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我看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焦树建、倪维斗等大声疾呼敦促IGCC上马的文章,他们都是我当年登门求教过的真才实学老一辈一流专家,但除了年复一年,说说而已,又可奈何?
 
  这些年来,中国能源管理体制越来越呈现极度分散的局面,人称“不见国家、只见部门”,实则“不见部门,只见荷包”。这里不再是电力部的一扇无形的自闭之门。电力部撤销后,特别是国家电力公司撤销后,IGCC已经陷入五花八门的迷魂阵。科技部(1998年国家科委更名为科技部)即便高瞻远瞩,恐怕仍然只能隔靴抓痒。
 
  与IGCC的难产成为对照,中国正出现一片混乱的“煤变油” 替代能源项目上马浪潮。中国目前在建和拟建的“煤变油”项目已达1600万吨(年产能力),计划投入的资金额高达1200亿元(150亿美元)。国务院将实施煤变油战略的主要任务交给了神华集团,今年1月,该集团计划将原先规划的1000万吨“煤变油”项目规模提高到3000万吨甚至更高的规模。
 
  据报道,目前几乎在每个有煤炭规模化生产的地方,都在谋划上马“煤变油”项目,颇有当年大跃进放卫星的架势。只是谁也说不清“煤变油”究竟要达到怎么样的战略目标,甚至煤炭工业何以突破安全产能极限的瓶颈以因应如此急速膨胀的“煤变油”事业。
 
  在技术上,煤直接液化项目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工业化的煤直接液化工程,但中国已宣布在内蒙古开建世界上第一套“煤制油”直接液化工业化装置。
 
  在经济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包括十分重视善用煤炭的美国,“煤变油”技术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都没有把“煤变油”当作取代石油的主要对策。中国那么多“煤变油”项目如果真的一拥而上,可能成为一大片难以收拾的鸡肋或赔钱货。其后果将比上海磁悬浮列车那样的拍脑袋项目不知严重多少倍。
 
  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煤化工研究分院院长杜铭华等专家指出,在一些地区,对资源的炒作因素已胜过煤化工产业实际发展需要,一些企业明知项目上马可能性极小,却依然以“煤变油”的名义圈占资源,以此为要价,实际目的是采矿。
 
  “煤变油”从另一方面凸显中国能源战略的“乱象”。
 
  中国失落了能源战略,还是根本不存在能源战略?
 
  中国需要在稳定中发展经济,实现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为此必须形成一个能够让中国人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这个大环境的建成,有赖先进的“心态文化”(思想信仰)和先进的政治体制。
 
  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恰恰欠奉这两条,因此,“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孙中山《建国方略》)
 
  今天,中国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20多年来,每年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9%左右,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大国经历的最快发展速度,但仍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国人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中国经济起飞,主要靠的不是焕发自身灵性创造能力,而是抓住了国际环境有利机遇(和平有序的全球化公平竞争环境和现成可用的科技、管理、市场和资金),积极有效地运用“拿来主义”,迅速缩短了巨大的落后差距。这种发展方式成效卓著,但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无法根本化解日趋激化的对抗性社会矛盾,并且使得种种宏伟的战略发展规划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
 
  朝野有识之士多已惊觉,没有先进文化建设,没有政治民主化改革,好景不会常在,稳定中持续发展经济的良愿就要落空。然而,等不到先进文化、先进体制建设大见成效,能源战略的失落或无有,可能急升为国家美好前途的头号克星,率先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威胁可持续发展以至可持续生存,当非危言耸听。
  中国核电事业的起点,可说从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任务,并按此日期命名728工程为始。起初关门搞“自力更生”,进展缓慢,后来通过国际合作、技术引进,至九十年代初有了零的突破。2004年核能发电501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2.3%;计划到2020年耗资600亿美元建造至少30个核电厂,届时核电比重可望提高到4%。
  中国于六十年代初开发大庆油田和胜利油田,石油生产有了很大发展,1963年实现原油基本自给。1974年西方石油危机爆发时,中国尚未进入世界市场体系,石油无须仰赖进口,不仅未受冲击,却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中国石油产量1978年突破1亿吨。1985年达1.25亿吨,为世界第六位,原油输出成为创收宝贵外汇的重要来源。
  六、七十年代之交,由于文革的破坏作用,发电厂燃煤来源动辄中断,为了维持电力供应,有条件的地方纷纷突破传统燃料政策,将燃煤设备改造成为燃油运行,以后又新建了许多燃油机组,到1975年,每年烧油达三千万吨以上。换言之,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因应石油危机,大力推行“油改煤”之际,中国却因自身的特殊国情,出现了“煤改油”的反向趋势。
 
  中国进入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迫切需要利用石油资源换取急需的外汇,于是规定了燃油电厂厉行“油改煤”的政策。以后又决定将“油改煤”产生的外汇收入,专项用于进口发电设备,以缓解严重缺电的局面,并相应成立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HIPDC)专司其事。
 
  “油改煤”政策雷厉风行未久,就发生了政策制订者想不到的逆向运动。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不断增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一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36.5%。现在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
 
  这个巨大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许多紧缺电力,煤炭供应又困难的地方,以发展生产为优先,再度冲破“油改煤”政策禁区,兴建了一批批快速上马的燃油发电机组;一些工业企业也装用以柴油为动力的自备发电机组。其后,在气势如虹,保持7%至10%的增长的经济起飞中,中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各行各业对石油的需求日益扩大,但是真正使得中国石油消费量激升的还是方兴未艾的汽车家庭化的热潮。
 
  作者在1986年见到当时的交通部长钱永昌,据告按照中国国情,国家政策无意效法西方发展私人汽车业和高速公路,中国要着重发展公共交通事业。没有多久,这个政策就一风吹,吹到九霄云外了。
 
  中国GDP大幅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有车代表身份”,显然无法克制对轿车的强烈向往;从发迹了的田舍翁到中央政治局,谁也挡不住这种心醉神迷的力量。没有人出来告诉大家,随着能源大变局的到来,就历史的观点看,燃用石油制品的形形色色常规汽车,无论多么美仑美奂,其实只能算是“尾巴工业”或“夕阳工业”。当时幸而没有成为传统型汽车大国的中国,应该像往年发展电子工业那样,跳越没落中的电子管,抓住前途无量的半导体,赶上世界最新潮流;在汽车行业致力发展混合燃料、替代燃料、电力驱动、燃料电池等革新车型,而不是高举“拿来主义”旗帜,赶在“石油时代的黄昏”,拜倒在罂粟花般传统香车魅力之下。
 
  中国汽车年产量1992年突破100万辆。2003年产量达到444万辆,一举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国;其中轿车产量202.0万辆,增长85.0%。2004年总产量达507万辆。今后五年在汽车整车方面的规划投资达2000亿元左右,新增长生产能力600万辆。中国的汽车化进程显然已经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调查公司CSMWorldwide的报告显示,到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将超过德国居全球第三位,到2015年超过日本居全球第二位。多项预测指出,到2020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膨胀到1500-2000万辆,很可能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
 
  在上海和一些大城市,政府當局一面號召市民節省能源,一面卻反其道而嚴格实行起了自行车让道汽车,甚至主要道路禁止通行自行车的规定。上海市政府已经制定了在2010年市中心不再有自行车进出的计划。依靠自行车讨生活的弱势群体,从此行路有如过街老鼠。
 
  作为对照,在西方发达国家,汽车无疑是主要交通工具,但那种把骑自行车或乘坐公车看成是降低自己身份的观念早已过时。在某种意义上,良好的自行车或公车基础设施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它表明一个骑自行车或坐公车上的公民与另一个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公民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交通所体现的公平性。
 
  慕尼黑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60%的人每天都乘坐公交车,20%的人每天都骑自行车。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或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90%以上的居民没有小汽车,都乘坐公交,如果周末去海滩或乡村等地度假,就会租车。曼哈顿150万居民中,30万人拥有自行车,街道不专为骑自行车的人设非机动车道,原则上骑车人与开车人共享道路,并允许在城区工作而距家较远的公民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现任市长彭博常乘4号地铁上班,2002年12月11日,纽约公交工人拟议大罢工,彭博看得开:“不行,我就骑自行车!”
 
  近年来,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消耗的石油超过了全国石油消耗总量的40%,预期这一比例在2020年可能达60%以上。
 
  事实上,能源短缺,石油资源尤其短缺的的中国,正在全球石油资源面临末日之际,加速争当石油消费超级大国。
 
  与持续膨胀的石油需求相比,中国原油自给能力几乎达到了极限。如今中国剩余可采储量只占全球的2%左右,约为24亿吨,按目前年产油1.8亿吨到2020年达到2.0亿吨估计,中国将在14年后出现石油枯竭局面。历史正在轮回,中国很快就要回到“贫油时代”。
 
  2004年中国原油消费量为2.9亿吨,其中进口1.2万吨,已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目前,中国对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跨越了国际警戒线。与快速增长的需求相对应的却是本国的石油生产停滞不前,国产石油的增长率仅在2%以下,远远根不上这种急剧发展的形势。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主要石油产地大庆油田目前的年产油量正以7%的速度下降,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中国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实际上将全部依赖进口。为了填补缺口,中国只好竞相与海湾国家、中亚尤其是哈萨克、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签订各种能源协定。“石油依赖”已成中国最大噩梦。
 
  中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能源消费大国,但人均能耗还很低。按每人每年耗用标准油量计,目前全球平均1.7吨,发达国家约5吨,其中美国高达8吨,中国只有0.85吨,但急起直追,势不可挡。如果中国赶上和超过了现在的全球平均人均能耗,达到2吨,届时人口按14亿计,那么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量就要从现在的11亿吨猛增到28亿吨,大大超越今天美国的水平。
 
  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根据比较温和的中长期能源需求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年耗量将达22亿吨标准油。如按目前的消耗程度和方式,这个数字有可能是35亿吨标准油,即使采取多种措施,也可能达到25亿吨/年标准油。
 
  这时世界和中国的能源组成格局如果没有戏剧性的改变,2020年前后,中國石油消费量可能达到7亿吨左右,石油总进口量可能高达4亿吨,成为世界最大油品进口国。届时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60%以上,不仅要支付难以估量的天价,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在油源不可逆转地日益紧缺的严酷形势下,长期保障可靠供给。一旦世界风云突变,中国能源安全将首当其冲受到威胁,成为国家安全的极度薄弱环节。
 
  从上述演变可见中国能源大计反复无常,常常与历史性能源大变局下的要求背道而驰。人们可以辩解说,这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嘛!但发展要作优化选择,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是公理或常识。违背了公理或常识,可逞一时之快,却不免客观规律性或局限性的惩罚。
 
  近来,中国能源战略问题已经成为特大热门,许多大块文章有相当全面适切的讨论,总的来说,还是在开源节流上做文章。涉及议题包括:加强节能、以煤为主、以电力为中心、减少石油用量、内外开发并举、保障安全供应、发展替代能源特别是可再生新能源,以及环境保护协调等等,从而以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支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要求改进管理体制……
 
  中国做了大量节能工作,但仍然是世界上能源利用效率最差的国家之一,2004年中国消耗了全球8%的石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和31%的煤炭,然而中国GDP总量仅占世界的4%;万元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是发达国家的10倍。中国在发展替代能源方面,有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在数量级上还是“小打小闹”(不包括水电)。关于可再生未來新能源,中国参加了欧、美、日、中等七方合作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并且正在建造自己的全超导核聚变“人造太阳”实验装置。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状况,这个终结能源危机的梦想进入商用化试验,最快也是五十年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