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中旬，温家宝总理邀请了9位经济学家座谈，其中有位同志提出中国应该把改革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现在这个意见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特别是温总理提出2005年应该成为中国的改革年，这个背景还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设想和中国政治领导人的设想实际上是不谋而合的。在今年3月份的两代会上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的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府改革问题。而且他还提出了中国如何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的设想。
　　过去我们主要是以微观改革为中心，或者说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为什么现在我们要把中国的改革重点转向政府改革呢？这有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中国正经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的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之大，发展速度之快，以及它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因此，越发展，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问题新特点。笔者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一个越来越流动的社会，这使得中国充满活力。比如在1990年中国的国内旅游人次只有2亿人，去年已经达到11亿人次。再比如1994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约是4400万，但是去年已经提高到1.46亿人。我们知道1820年到1920年欧洲向全世界移民累计是6000万人，其中有3600万人转向了美国。欧洲用了一个世纪才流动了6000万人的人口，而中国一年就可以达到1000多万人。所以，它是前所未有的越来越流动的社会。过去的政府没有治理过这样的社会的经验和经历。
　　第二，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分散化的社会。在1978年以前中国的城市就业人数中有90％多在正规部门，主要是集中在国有和集体部门。今天中国城市的就业人数为2.6亿人，其中在正规部门，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外资企业只有1亿人，有1.6亿人属于非正规就业。再加上农村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所以，绝大多数人从事的是非正规就业，也就是组织化的程度急剧下降。当然这本身充满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三，我们面对一个越来越分化的社会。80年代初，即便是当时的世界银行提出的报告都认为中国是相对公平的。而今天我们的基尼系数，特别是收入的系数迅速上升。从财产的角度来看，财产的基尼系数要高于收入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新的一个估计，10％最穷的人口大约1.3亿人，和最富的10％的人口，也大约是1.3亿人，他们的人均财产倍数差59倍，这是根据2002年的数据计算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迅速分化，这也是政府没有经历和治理过的。
　　第四，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1990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次只有1000万人，2004年已经达到1.1亿人。此外，中国的公民现在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出境旅游的最主要的国家，在去年超过了日本。但总的人数还只有2800万人，只占总人口的2％。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中国的公民还要走到全世界。此外，无论是因特网还是有线电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是越来越开放的社会。
　　 正是因为中国经历了一个迅速巨大的社会转型，因此我们的国家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给政府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多年创造了9．4％的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清楚，我们国家的犯罪增长率，如果从1986年计算，增长率高达8．8％，我们的社会治安案件增长率高达10％以上。所以，一方面中国空前的繁荣，另一方面中国遇到了相当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第一，政府需要社会理念的改革和变化。最近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一个重大标志。第二，政府的职能要发生根本的转变，要把追求经济增长创造GDP为核心、为基础，转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为重点。政府也需要在政绩观方面发生重要的转变。也就是说原来通过经济指标来衡量各地方政府和官员，需转向主要采用公共服务的指标来促进地方政府发生变化。比如说能不能实行只有两级GDP的计算，比如中央和省一级。省以下就不一定要搞GDP的计算和指标了。第三，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公务员为国家服务，为公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