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理论是微观经济学中以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运作及其结构、形态演变规律为主要内容的重要基础理论。当前“经济学的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极少否认这样的说法：企业理论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家们最偏爱的迷人事物。”（Foss，1999）它已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最富有魅力和最具有挑战的领域之一，一大批经济学家如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青木昌彦、张维迎、杨瑞龙等沉浸其中，乐此不疲。由于融合了博弈论、契约理论、激励理论、信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菁华，当代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向纵深不断拓展，由“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到“边界或一体化”、“最优委托权安排”，再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权威分配”、“合谋或勾结”以及“文化或声誉”等问题，不断地对现实企业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然而在追溯现代企业理论的起源时，大多数的学者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中间却存在这样一个流行的误解：现代企业理论始自科斯。他们认为在科斯1937年发表其经典性论文《企业的性质》以前是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科斯因此登上了现代企业理论“鼻祖”的宝座。不可否认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发表以及交易成本范畴的提出，的确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作用，但是要说在其之前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这样的断语则未免过于武断了。说得严重一点，这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出于偏见。其实早在科斯之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就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运行和演进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相对西方企业理论来说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刻的企业理论，尽管其中若干观点甚至分析方法不免含有时代的局限。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了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程恩富：《西方企业理论的意义、误点及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8期）。甚至可以说《资本论》就是一部企业理论的巨著，其内容之博大、论述之深刻、结构之严密，没有一部企业理论的著作可出其右。这是我们研究企业理论必须挖掘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马克思企业理论中真理的光芒不应为误解所遮蔽。

    在此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认识长期内也存在偏差。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生产关系的领域内；并且简单地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认为两者之间是直接发生作用的。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被吸引到宏大叙事的层次上来，微观领域的企业理论问题就被长时间的悬置起来。由于离开了这一微观基础来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抽象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被从现实割离出来，变成了无法“直面现实”的经济学，有关理论就带有了某种程度的“拜物教”性质。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中介：生产方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通过这个中介实现的。（吴易风，1997）企业是生产方式的微观实现形式，是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形式，离开了对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无法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是运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样一个三段式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化的。在第一版序言中，他就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2004，第8页）。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就偏离了这一正确的研究轨道，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抗性的研究上，强调的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本体论研究和抽象地探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样的研究由于未能直面现实而遮蔽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光芒。上述理论研究的倾向使得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使很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也认为马克思是没有企业理论的。以至于我们在进行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直接从西方经济学的仓库中去寻宝。因此才有不少专家深刻指出，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关键环节（孟捷，2002）。

 

    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是新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这需要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而以怎样的企业理论指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事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企业改革和发展领域指导地位的稳固与否，事关企业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并最终决定企业改革的成败和企业发展的成效。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以怎样的经济学范式来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经济学范式是一种经济学体系研究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范畴和方法的总合，是经济理论体系的灵魂。主导企业理论研究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完全不同，而指导理论选择上的错误很可能将我国的企业改革引入死胡同而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在企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现在学术界有一股风潮，言必称西方，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西方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等基本范畴不离口，以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遍布我国各大核心期刊，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的论文也被看作“经典”充斥参考文献之中，而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则相对较少，笔者依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1992—2002年）的查询结果粗略估计，后者的数量不足前者的1/10。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头强劲、咄咄逼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受到严峻挑战，很多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企业理论。这种情形任其发展令人堪忧：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中的指导地位将受到巨大冲击；二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为主导的企业理论来指导的我国的企业实践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产生“淮橘为枳”的结果，这样的企业还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穷庙富方丈”、部分地区劳动者主人翁地位缺失甚至人权屡屡受到侵犯等似乎已显示出了某些征兆。比如一些人借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借助企业改革、改制之机，大肆侵吞公有资产，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废债务特别是银行债务等手段和行为造成的。这成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机会。更有甚者，企业改制之后，又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捞一把，再去掠夺广大股民利益。目前，一些上市公司，弄虚作假，虚造帐目，虚造利润，欺骗股民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一些公司老总，一看情况不妙，卷款出逃国外的情况屡见不鲜。而改制企业员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命运，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钱血本无归。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严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急剧拉大。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贻害无穷。前苏东转轨陷入锁定状态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我们认为我国的企业理论研究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为指导。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和重点研究企业问题，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实际上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企业理论研究框架。尽管其中的部分观点已经“死去”，但就其总的经济学范式而言仍有顽强的生命活力，至今显示着真理的光辉。比如林岗、张宇教授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相关阐释概括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五大方法论命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分析个体行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确定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依据经济关系来理解和说明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规范；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等等（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在上述方面强调个体选择、比较静态分析、缺乏历史分析的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显然是无法与之争锋的。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深刻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哪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辨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地拜倒在西方企业理论的脚下，仅仅充当西方企业理论的批发商，尽管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是去为实践寻找细枝末节的理论依据，而是要从其经济学宝库中挖掘出其研究企业问题的科学方法作为我们研究企业问题的出发点和指南，联系变化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科学地回答企业改革和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各种藐视、非难和攻击，拓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新形式，从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这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我们必须肩负的时代使命。

   要说2004年中国经济学界最为轰动的事件，非“郎旋风”莫属。一个香港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众多的学者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各大媒体纷纷响应，以至于普通公众对之也能品评一二。“郎旋风”的真正意蕴何在？人们见仁见智。窃以为这本质上不是一场纯粹的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是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学者们希望通过诉诸这些可能影响和决定公共政策走向的群体，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未来的公共政策。因此，这是一场事关重大的公共政策辩论。该辩论之所以如此轰动，并不在于朗教授的观点多么高深、多么出人意料，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反思的核心问题就是：我国的企业改革向何处去？路在何方？主流学者所主张的现行企业改革模式是绝对的真理吗？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走向，大多数的学者的看法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流行的股份公司制尤其是美英的股份公司制。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制度应该是何国际接轨，更确切一点是向欧美国家接轨。完全可以这样讲，公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有企业的欧美化，几乎成了中国主流经济学者的一种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s correct）。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主流看法会误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并不利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可能会带来若干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首先，按照这样的方向改下去，我国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究竟怎样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倍受西方思想界推崇的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角度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都不可能与资本主义的微观基础是同质的。其次，成功的企业制度是否可以移植？在国外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我国拿来之后，是否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不是有点制度万能论之嫌疑，并且从现实看，世界范围内成功的企业制度也是多种多样的，美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是其中的一种，从理论上很难说这一制度就是具有最高效率的企业制度。第三，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以股份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尽管是仍然是企业制度的主流，但其弊端日益显露，就连资本主义的有识之士，也直言不讳。一般认为其有三大弊端：一是股东至上逻辑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高昂。二是短期利益至上与普遍的诚信缺失。近年来，随着安然公司的轰然倒塌，西方国家接连出现大公司财务丑闻，暴露了现代企业制度专制性的弊病。高级经理们利用手中获得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从事非法交易，为自己谋取暴利；通过做假账，把大笔公司财产据为己有，对劳动者和社会大众造成严重危害。三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与环境资源的破坏、浪费等等。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以这样的企业制度作为我们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能是这一制度的优点我们没有得到，收获的却是它的缺点，从而成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很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陷入既缺效率，又无公平的“锁定状态”，使我们的经济在除培育了一批“为富不仁”的富人之外，再乏善可陈。“郎旋风”事件中广大网民90%的支持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是什么？这是企业改革的一个突出问题，关系改革成本的高低和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现实中那一企业制度占主流中寻找答案，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从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企业基本问题入手，探询企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企业改革指明方向。为此，就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既继承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的有益探索，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在与时俱进中增强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取得主导地位，并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一是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从而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

西方企业理论自科斯以来，就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体系。马克思尽管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但是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是散见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这一宏大主题之中的，并未象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专门著述企业问题。由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才误以为在科斯发表论文《企业的性质》之前，是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理论的。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将之系统化、体系化，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从而改变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的错误倾向，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学术研究以及企业运行和改革实践中的话语影响力。

马克思经济学是与时俱进的科学，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业主制企业为模特来研究企业问题的。他从生产性、交易性等多个层面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的起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剖析了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一般轨迹，并对未来社会主义企业的一些问题作了天才的预测，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科学的企业理论。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直到二战，资本主义企业的演化情形基本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确性。二战后特别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出现了新的特点，内容之广泛，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强大，前所未有。比如企业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总体上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不少企业的组织结构由H型转变到U型并逐渐转变到M型；大企业在不断发展，兼并浪潮风起云涌，跨国公司发展迅猛，小企业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企业的治理结构方面发生了在所谓的资本革命、经理革命和创业革命等“三大革命”；企业中劳资两极的简单对立为多元经济主体构成的复杂分工体系所取代等等。马克思以业主制为原型的企业理论的部分结论已被现实所否定，如大企业将越来越多，小企业越来越少等，其理论和时代上的局限性初步显露。同时，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企业问题显然与马克思当时的设想的情形大不一样。对我国这样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当前企业理论研究中重西方企业理论、轻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实是与长期以来我们不能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有很大关系的，结果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变成了文献考据，严重脱离实际，文章读起来死气沉沉，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众中的亲和力。与时俱进的实践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历史性科学”（恩格斯语），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日新月异的企业运行变化面前，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只能拓展，而不能固守已有的结论，正如唯物主义要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而必然要改革自己的形式一样，马克思的企业理论也只能与时俱进，否则，在企业改革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就真要被“劣币”驱逐了。这显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所不愿看到的局面。

    三是用新的企业理论对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新态势和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走向进行新的解读

对于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生的新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进行解读，如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能力理论等，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合作共赢。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存在重大缺陷，对于这些新变化的解读，往往只在问题的表象上兜圈子，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需要运用拓展的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新的解读，从而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轨迹和走向的解读，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这样的解读，使人有生搬硬套的感觉，毕竟现代企业理论以契约型的理论为研究对象，并且以一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为前提。这种仅就企业来谈企业，而忽视企业背后的制度的解读，难以使我们对我国企业改革的演进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很容易将我们的企业改革引入歧途，现在学术界如清华大学的候若石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批判以及朗咸平对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等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四是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理论的借鉴，减少盲目性。公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公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工人权利受到侵害等等，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得的不够，如公有制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中的权利应该如何配置？企业运行的目标是什么等等认识存在偏差，是理论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上的迷误。非公有企业运行中出现了劳资关系紧张、“民工慌”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企业的竞争力，和谐劳资关系亟待有效对策。经济改革虽然是一个探索过程，但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缺乏基础经济理论的指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尚有活力，除其内在因素外，与他们在坚持私有制这个理论前提下的理论探索和创新也有直接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企业改革，急需以新的理论指导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否则我国的企业改革就很有可能陷入既缺效率，又乏公平的“锁定状态”。

    在坚持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范式为主导的原则下，依据新的实际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笔者以为至少应从下几点着力：

    1、“回到马克思”

    通过重读原典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梳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马克思没有专门论述企业问题，他对企业问题的研究是包含在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之中的。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从《资本论》中梳理出马克思研究企业问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企业的规模、企业的运行和企业制度演化的有关论述，并着重考察马克思某一观点提出的假设前提、推理过程和适用范围等，整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以此清除我们传统认识中对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若干观点的教条主义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今天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实针对性很强。因为长期以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头脑的是所谓的“前苏联范式”。这一范式的有二大突出特点：一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有很多的误解、误套、误用。如将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认为公有制就是取消个人的所有权；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公有制并不是取消个人所有权，而是要确保个人所有权，这个所有权不仅包括消费资料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者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刘永佶，2004，212页）。再比如，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的雇工8人的例子作为私人企业的性质的认定标志；再比如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设想的严格的工资等级制，当作一般的理论照搬到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形成了以“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按劳分配”。这一系列的误解、误套、误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而且还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活力，降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我们现在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那里，弄清马克思有关论述的本来含义，实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本清源，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思想起点。

    2、依据变化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

    经济理论是经济实现的反映。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不应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任何经济学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企业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与演化的实际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全面地、完整地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检验尺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看一看那些分析方法和那些观点依然有效，而那些方法和观点已经过时，从中找出其合理内核和时代局限。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正是长期以来很多人们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了应急用的“锦囊”，认为马克思已经穷尽了真理，试图省却自身的努力而向马克思的著作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才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前车之鉴，后世之师。这是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关键环节。

    3、批判性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放的经济学，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它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密不可分的。拓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也必须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的企业理论。西方的企业理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在分析、解决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比如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主要体现着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具有辩护性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原因即在于此。在对待西方企业理论的问题上，完全排斥与照搬照抄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辩护性而忽视其科学性，也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忘记其辩护性。科学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其辩护性、借鉴其科学性。通过对西方企业理论深入地研究，批判地借鉴，从而为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扩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笔者特别强调以下两点：

    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从基础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从哲学层次方法论的角度看，主要有两大分析方法：一是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是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对于前者，按照卢瑟福的看法，其关键假设或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陈述：（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应该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转自《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一分析方法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创的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传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在企业理论的研究中，他们也是以此作为分析起点的。对于后者，按照卡莫恩的观点，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命题：（1）部分的简单加总不等于整体，因此社会制度等整体范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心理等个体范围；（2）社会整体的性质及相互关系决定个体存在的本质，个人行为的内涵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3）形成社会力量的各种整体范围不但决定着个体利益的内容，还决定着个体行为的结果。（转自，林岗等《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36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谱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分析方法就是后者。正如卢卡奇所说：“在历史的解释中构成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根本不同的不是经济动机的首要地位，而是整体观。”（转自《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94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的目的人的活动”，但个人的行为和选择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超越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2页）。因此马克思研究企业理论不是从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企业中的个人作为经济活动者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组成企业的，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制约下推进企业制度演化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并拓展自身利益、改造自身的。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条件下，研究企业理论必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一，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与人们的常识相吻合，但是往往却把历史和时间排除在企业理论的分析之外，从而忽略了历史和时间对个人的型塑作用，最终使理论变成中看不中用的逻辑推演游戏；其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尽管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比较深刻和全面，但是往往会因缺乏分析的中介而变成哲学层次上的“诡辩论”，无济于解决现实问题，并因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而降低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力量。两者结合起来，既可以分析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下人们的行为选择，又可以分析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演化中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从具体方法论的层次看，在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研究传统中，占主导地位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他们的分析是在假定其他背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现实中不同的资源配置的组织形式进行比较，然后看那种组织形式更有效率。这样的分析方法无论是在揭示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还是企业形态的演化等方面均有较大的缺陷。比如在企业的起源问题上，西方企业理论中一种主流的看法认为，企业的产生是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着交易费用，而企业的产生是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其一，这本质是一种技术选择论；其二，这种分析仅能揭示企业真正是如何产生的，历史的向度显然被搁置了。正如周业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周业安，2001）”。近年来，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挑战。马克思在研究企业理论时更多地则是运用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因此，马克思也被称为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者。马克思对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问题的分析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马克思的动态演化分析方法现在看来还是比较粗糙的。比如马克思就没有很好地研究企业形态演化分岔的问题。西方演化经济学近年在此方面有较大突破，发展出来一套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报酬递增、正反馈机制、路径依赖、混沌和多重均衡等现象的分析方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用前者分析较短时期内的企业运行问题，用后者分析较长时期内的企业演化问题，从增强企业理论的解释力量。

     作者：王仕军，男，1973年生，山东高密人，南京政治学院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联系地址：南京萨家湾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16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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