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 其他
论经济人假设的无可争辩性
作者:黄福宁    发布:2005-01-10    阅读:2094次   
经济学的根本假设就是认为人是经济人、理性人,国内外学者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给现实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源推动力,根据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这种可以极大将经济学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并很好的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事实,已经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经济人假设是成立的。下文将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例来进行分解论证。
 
一、借钱给别人无论主动要还是不主动要对方还借方都是经济人
假设甲某由于某些原因向乙某借钱,乙某考虑友情或者为了兑现货币的时间价值便将钱借给甲某,甲某在取得了资金的使用权以后,可以自主的进行投资或消费活动,其自身的效用是有了正的提升,但是这种行为终究是一种负债行为,于是要用资产或劳务进行偿还。现在假设甲某是用这笔资金进行投资,这种投资具有一定的风险,于是甲某面临两种可能的情况。一种是甲某进行的投资取得了预期的收益,资产实现了增值;另一种情况是甲某的投资遭受了风险的侵蚀,资产遭到了较大的损失。
乙某面临的可能结果也是两种,即能得到甲某主动按时的归还,而无论甲某的投资行为结果;或者乙某不能得到甲某的主动归还(不受甲某投资行为结果的影响,为了后面简便证明乙某行为是理性的,这里假设甲某是一个信用缺失个体)。在这两种可能的结果影响下,乙某于是有了两种对应行为:或者主动向甲某要求按时归还借款;或者不主动向甲某要求按时归还借款。
首先看第一种行为——乙某主动向甲某要求按时归还借款。乙某为了避免自身出现经济上的损失,于是尽量的严格监督控制甲某,并对其按时还款进行催促,以确保其经济不出现损失,这种行为的出现明显说明乙某是一个经济人或说是一个理性人。
再看第二种行为——乙某没有主动要求甲某偿还债务。这种行为的作出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一,乙某在考虑债务收回的成本时发现,其收回的成本高于其可能得到的回报,于是乙某放弃主动要求甲某偿还债务,这一情形及前面第一点的分析是直接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所证明了的;其二,乙某可能不主动要求甲某偿还债务的原因可能会归结为乙某爱面子,可能是由于乙某的社会地位比甲某高而甲某借的钱又不多,或者是乙某与甲某是朋友或其他关系,无论是何种原因,乙某采取的现实行动是没有主动要求甲某偿还债务,在前面假设情形下(甲某是信用缺失者),乙某便会遭受到损失,于是表面上看,乙某不是一个经济人,没有促使让自身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或努力让经济利益流出最小化,然而事实上,只要将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运用过来,便可以肯定的得出一个结论:乙某依然是一个理性人。因为他在追求的是自己心理感觉的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是可以用金钱直接衡量的利益流出可以衡量的。事实上,个体的效用感觉仅仅与金钱有一部分联系,即金钱可以在一方面增加或减少效用的享有。
 
二、捐款也是经济人的行为
社会中很多人都会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这种行为会导致自身经济利益的完全流出,于是便有很多人认为这些人不是理性人或者说不是经济人,进一步推出经济学研究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仔细的分析一下这种行为。假设社会上甲某由于生病需要大笔的医药费,然而甲某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在自身无法支付医药费的情况下,只能走一条路,即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甲某不会这样做,他会想尽办法来筹集资金,以保证自己的生命能得到延续,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向社会公开筹资——接受捐款。于是有乙某、丙某等人积极的参与进来,给甲某捐款。
分析以乙某为例。首先乙某通过某种渠道获得甲某需要帮助的信息,心里便产生一种额外的负担——自己如果不帮助甲某的话,甲某可能会死亡,这样一个生命便会因疾病而消失,这种生命的消失会让自己感觉很难受;于是乙某便决定给予甲某以援助,但是到底援助多少呢?按照一般心理分析,当然是越少越好,然而乙某却捐助了大笔的资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乙某出于好强心或者好要面子导致的,假设丙某捐助了10万元,而乙某刚开始只想捐助1万元,乙某在和丙某的信息交流过程中得知丙某的行为动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便决定捐款11万元。(其实,这里的分析也可以从博弈论方面进行分析,这里假设乙某、丙某之间是完全信息的,而两人与甲某之间的信息不完全)
如此,乙某的捐款便得以确定(实际上可能有多个循环的思考过程,这里为了简便不作复杂的分析),甲某得到了捐助。这时乙某只有经济利益的绝对流出,没有任何的经济利益的流入,但是乙某不仅心里不再有前面提到的负担,而且得到了社会的赞誉(假设这种信息的交流与公布是完整的和畅通的,且社会对这种捐助行为是持赞誉态度的)。这样乙某虽然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的流出,但是其心里的效用却并没有由于这种经济利益的流出而减少,反而因为其行为得到别人的承认同时心里的负担消失而得到增强,因此,乙某的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乙某是一个经济人或理性人。
 
三、不要金钱奖励的人和志愿者同样也都是经济人
首先我们看看做出成绩而不要奖励的人。假设丁某由于发明了某一种洁净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技术,那么这种发明可能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种价值无穷的财富,因为每个人都不用担心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成果真的会出现了,如此,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丁某诺贝尔化学奖,以奖励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然而,丁某认为这种荣誉不是他个人可以承受的,决定不要单独接受这一荣誉,在电视讲话中申明这一荣誉是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全国人民都为他的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出了有力的保障。于是,其将领取的奖金作为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一项基金。这时候会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假设基础不牢固了,因为丁某没有将奖金自己占有。但是,这里丁某真的不是经济人吗?其一,丁某的奖金并不是其预期一定可以得到的,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说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利益,都能得到诺贝尔奖的承认,因此,丁某的这笔奖金并不是其可以预测到的收益;第二,因为这笔奖金是不可预测的额外收入,所以,丁某在得到奖金的时候,只是一种额外的惊喜,在设立基金的时候并不会因此而使心里的感觉变的更差;第三,丁某设立基金的行为,不仅没有减少感觉效用,反而会增加效用享受。这里假设得到诺贝尔奖金的额外心理效用为X(X>0),而奖金从获奖者处流出的效用为-Y(Y>0,且Y<X,因为这里奖励对获奖者而言是一种额外的收入,其经济利益流出后带来的效用损失会小于其获得时带来的效用),另外由于这种行为其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自身的心理效用由于这一项又得到了Z(Z>0),这时丁某的总效用为X-Y+Z>0。所以丁某的效用在丁某做出设立基金的决定并执行时都是正的,其行为是经济的或者说是理性的。
其次,我们看看志愿者的行为。这里我们假设有两类人,一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做志愿者的人;另一种是不为什么表层的目的而做志愿者的人。第一种人通过一个实际案例来分析。我国正在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了鼓励人才到西部去,国家出台的政策中就有这么一条:对于在西部进行志愿行动的大学毕业生,其报考研究生的条件将降低,享受降分优惠和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录取优惠,同时工资待遇比照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正规工资标准发放。于是,很多大学毕业生便在无法通过正常途径顺利考上研究生或者在发达地区难以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成为了志愿者的一分子。这种暂时利益的损失和将来巨大利益的获得的比较很清楚的说明了第一种人是很理性的;第二种人我们假设一下,有乙某是一个在经济上很富足、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很高的个体,其在毕业后社会工作机会很多,但是他依然决定去做一个社会志愿者,那么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理性人吗?回答是肯定的。根据人的五个需求层次的理论,乙某在家庭经济环境宽松的情况下做出如此的选择很明显,其是想得到社会的更大承认,满足其心里上的需求,如果说其在艰苦地区的生活会给他带来负的效用享受(-Y,Y>0),那么他在提供支援服务时就肯定会得到别人的赞许和社会的承认从而得到正的效用的补偿(X,X>0),再加上其自身感觉在志愿行动中的充实感觉和良心上的发现带来的满足(效用为Z,Z>0),于是总的效用为(-Y+X+Z),可以说Z>X-Y在Z的效用享受趋向+∞时一定成立,因而-Y+X+Z>0。第二种人的行为依旧是经济的、理性的(这里第二种人没有穷尽的列举,但是都可以用上述分析方法证明其行为是理性的,而无论其家庭经济状况如何)。
 
四、即使知道犯罪的成本很高,依旧有很多人犯罪,罪犯们的行为是经济的、理性的
在这里我们分析一种情况下的一种类型的犯罪,即在其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情况下的经济和名誉犯罪,假设丙某是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很好、而且位高权重的人,但是他还是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时他知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是一种违法犯罪活动(比如,其准备通过贩卖毒品获得经济利益,并且通过权钱交易获得一官半职),这种犯罪的行为本质可能会被发现,并且可能因此会被严厉的惩罚,甚至会剥夺生命,然而丙某依旧采取了这一违法行为,这时丙某的行为依旧是理性的。
这是因为丙某在考虑其行为的将来净效用时已经将理性思维完整的运用了。首先假设丙某的这种贩卖毒品的行为成功的概率为α,不成功的概率为1-α,这里α根据当前的情况应该是大于1-α的,成功后的经济效益是A,则成功的期望值可以计算为Aα;其次这笔资金用于权钱交易可以为丙某获得一个官职,然后丙某可以获得趋向于+∞的效用B;最后假设被捕后判刑的概率为P(判刑 1-α)=1-α(说明被发现后肯定要被判刑),判刑的效益损失为A+C(C为心里效用损失),损失的期望值可以计算为(A+C)(1-α)。对比一下,可以得到丙某的心里净效用期望是正值,所以其作出了犯罪的行为决策。(正值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认为犯罪所得后的心里效用较大而且被抓住的可能性较小,从而在效用损失期望值较小的情况下如此决策是有利的,因此要打击犯罪应该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防止犯罪上做好工作,提高犯罪损失期望值;第二是提高犯罪的直接成本,增加其各个方面的效用损失的期望。)
因此,犯罪分子的行为分析也可以支持经济人假设。犯罪分子的行为依旧是经济的、理性的。
 
五、即使某个行动失败了,也不能认为其行为不具理性
社会很多人都在品尝着失败,那么这些失败的人是不是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是不是符合经济学的假设要求?毫无疑问,这些失败的人依旧是理性的、经济的。
假设丁某现在做某项试验失败了,那么在决定做试验时他是理性人吗?丁某的试验成功和失败的概率各为50%,成功后其可以获得诺贝尔奖金,同时可以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承认,这里的期望效用可以认为是正无穷大,而损失的期望为(50%×科研经费投入),明显前者是大于后者的,那么在决定做试验的决策之时丁某的行为是经济的、理性的。
当丁某的试验失败了,这时丁某的行为依旧是理性的。第一,其作出行为决策时行为本身是理性的,这一点前面已经分析;第二,试验失败了,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经济利益绝对的流出以及由于不能获奖而得不到奖金和全世界人民的承认而效用绝对的出现负值,然而由于其在决定试验时就已经预测到可能会失败,因而这种负的效用损失不会趋向于无穷大,只是科研经费的损失和一段时间心里效用的损失。然而其试验的失败得到了证明,并且为以后的试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为其他类似试验的更科学的、更有效益的进行提供了借鉴,于是这时丁某总的心里效用为正,甚至趋向于无穷大,于是丁某继续的努力工作;或者也可能丁某承受不起失败的打击,自杀了,这时其心里的效用享受是负的无穷大,他只不过是用另外一种理性的行为(自杀被认为是超过失败带来的负的效用的最佳方法)结束了上一个理性行为而已(这就是社会上出现自杀的经济学解释)。
这样不仅说明丁某做出决策时此人是经济的、理性的,而且就是在面对失败时其决策依旧是理性的、经济的(而不管他是总结经验还是作出其他类似于自杀这种极端行为决策)。
 
六、总结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毫无疑问的得出结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的,经济学研究所依赖的假设是可靠的,具备坚实的事实基础,经济学的研究对整个人类的活动的科学、有序进行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任何人都是经济的、理性的。必须明确的是人的经济性并不等同于人是自私的。这里的效用不仅与金钱或者其他财富有关,而且由于其实质上是一个心理活动,因而效用不能全部由货币来表示,其受个体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习惯、性格等多个方面的影响。无论个体的行为是成功的为个体带来正的经济利益的流入,还是带来了负的经济利益的损耗,在作出决策时个体都是理性的、经济的;同时,无论行为的结果是可以给个体带来正的心理享受,还是带来负的心理折磨而采取其他行为方式,此时的个体也同样都是经济的、理性的。
2、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基础是牢靠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是有意义的。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能证明人是理性的、经济的,故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之基本假设之一的经济人假设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另外,由于经济人存在具有普遍性,因而我们可将经济学研究成果运用于现实生活,指导现实社会发展。
3、现代经济学是有缺陷的,经济应该全面的理解为效用,而不仅仅是货币衡量下的预期权利占有。然而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把效用几乎全部都认为是可以用货币或其他财富形式可以表示、描述的,实际上,效用正如其经济学中的定义所描述的,是一种心理享受程度,它不能全部都用货币或其他财富或预期权利等的占有来表示、描述。如此,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将经济学本身和心理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紧密结合,将经济学的视野拓展,力图让经济学的研究能从宏观上指导每个个体和群体的行动,并提高行为的效率,推动人类社会的更快发展。
4、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个体间对经济或理性的不同理解,以确定具体的行为对策研究。由于个体心理上的差异较大,所以我们应该将人分为基本的两大类:货币或财富占有带来第一效用的个体群(已有经济学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心理感受带来第一效用的个体群。加强对第二类个体群行为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人类社会各种行为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同时将研究的成果积极运用以指导人类行为。经济学研究应该担负起这一重任。
 
 
 
 
参考文献:
[1]理查德·豪伊. 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3]John Stuar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M].London:Green & Longman Print,1923.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6]加罗蒂.人的远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65.
[7]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D·H·梅多斯.增长的极限[R].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精读(下卷)[N].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