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国资源短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只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传统工业的高速增长对钢铁、石油、有色金属等这些中国本来就不富裕的资源的天量需求而尤显突出。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但资源消费量也翻了一番甚至更多。如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增长了一倍，钢与铜的消费增长幅度分别为143%和189%，而十种有色金属的消费增长幅度更是达到惊人的276%。如今，中国的石油年消费量已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4%，钢铁和氧化铝的年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已上升到27%和25%，原煤的年消费量占世界比重则高达31%，而水泥的年消费量占世界的比重更是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40%！另据BP集团与近日公布的《2004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自1998年到2003年五年间，中国的发电量已超过全球增长总量的1/3，石油需求增长占当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41%！煤炭消费增量已达世界总增量的60%。此外，钢产量也几近世界增量的60%，水泥产量则远远超过全球增量的80%！

    在三级跳式的资源消费增量面前，中国的资源储量占世界的总量的比重却显得格外寒碜：中国的铁矿石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9%，铜的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5%，石油储量只有世界总储量的1.8%，而天然气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0.7%。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今后20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铜、铝等矿产资源的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前探明储量的2至5倍。据测算，按照现有探明储量和消耗速度，中国目前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10年可以满足需要的只有11种，到2020年只有9种。到2030年，则可能只有2至3种。其中以石油、铁矿石与铜、铝的供需矛盾最为突出。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当年净进口石油937万吨；2003年中国石油进口量猛增到9000万吨，今年的进口量更将突破1亿吨。中国石油专家预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在4亿吨至4.5亿吨之间。而2020年前后中国石油产量约为2亿吨，缺口额在2亿吨至2.5亿吨之间，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50%。但据BP集团全球能源分析部门负责人迈克尔.史密斯估计，今明两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就很有可能超过50%，较原先的预期提前10年。

    至于铁矿石、铜和铝的对外依存度10年内也将攀升至50%至80%。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经济发展就面临较高的风险。据此判断，中国目前已经面临局部“资源安全”问题。而且今后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已经显现出来。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成本的增加。根据摩根斯丹利（亚洲）董事总经理谢国忠的测算，2003年，中国为能源价格的上涨付出了大约60亿美元的代价，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0.4%。而今年以来国际市场油价的持续飙升不仅大大增加了中国的进口支出，而且使中国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剧增，尤其是与石油相关的塑料原料、合成橡胶、聚酯切片、化纤等产品价格暴涨，出口受到很大冲击。另一大宗进口商品铁矿石的进口成本也在飙升，其中最主要的是运输成本的上升。2003年12月，巴西和澳大利亚到中国的铁矿石运费分别涨到33.5美元/吨与18美元/吨，是2003年1月份时运费标准的2.5倍和2.8倍。钢铁业内人士估计，未来一年进口铁矿石约将上涨5.5美元/吨，而海运运费还将上涨6.2美元/吨。世界海运市场的供不应求和运价上涨使中国工业制造商和进口商苦不堪言。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仍处于分工的底层，无法挑战美英在国际初级产品定价方面的垄断权，所以尽管其是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大买家，却无法使国际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况且中国绝大多数出口商品是来料加工，贴牌生产，定价权掌握在外方手里，自己只能赚取微薄的加工利润，绝大部分出口利润被汇出。所以谢国忠说中国实际上要用那些月薪不到100美元的工人的收入，来购买昂贵的进口能源。显然目前的这种平衡状态是无法持续的。

      正是由于存在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资源供应瓶颈，人们有理由担心中国目前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上述原因而脱节直至出轨。毕竟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还不大，仅占世界总量的4%，就对世界资源存在较大依赖。而中国的长远目标是超越英法德而成为与美日比肩的世界超级经济强国，如果解决不了资源供应这个重要环节，中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必将受挫。

 

 

    其实中国如果能够遵循科学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会提前遭遇资源供应瓶颈的。因为中国尽管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富裕，但从总量来说乃是世界第三资源大国，不少矿产品包括一些稀有矿产品储量高居世界第一位。但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耗去了大量珍贵的资源，而且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增长道路。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着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目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以上，而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又占整个工业终端消费的70%以上。这些高能耗产业的增长尽管拉动了GDP的增长，但对于主要能源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来说，不啻于饮鸩止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今年的人大会上就坦言，虽然去年中国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也不低。统计资料显示，去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为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这样的反差只能说明两个事实：一是在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分工的下端，高能耗、重污染、低技术、低产出的基础产业，依然占据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中，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以单位GDP产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之大。以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中国则高达11.5。有人测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去年仅中国的工业部门就多烧掉了约2.3亿吨标准煤。而来自中国水利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万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显示出中国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非常低下。这项统计还表明，中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至10倍。而中国的投资效率也是非常之低，目前每增加1亿元GDP需要投资高达5亿元，而在“六五”、“七五”时期，投资两元就可以增加一元的GDP。经济愈发展，成本愈加大。

     高能耗还带来了重污染，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要高出10倍以上。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等现象也日益严重。据世界银行和国内的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6%-8%。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近年来不少地方不顾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结果加剧了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例如在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浙江，尽管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涌现了颇具标本意义的“温州模式”，但这种经济飞速增长背后是对水、电、煤、油等基础性资源的掠夺式消费。结果自去年以来，浙江经济由于缺水、缺电以及油价飙升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导致出口订单无法完成，外商考虑撤资，本地企业也纷纷外迁，浙江经济模式陷入全面危机之中。

所以，在中国各地经济你追我赶的繁荣景象背后，在外商对中国投资趋之若鹜的喜人形势背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寅吃卯粮的投资狂热。但常识告诉人们，狂热是不能持久的，狂热一旦冷静下来便是令人难以承受的后遗症。

      所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不久前曾忧心忡忡地表示：“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正是意识到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可能使中国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中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终于下定决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倡导科学的发展观。其基本思路是：破除资源瓶颈的约束，合理利用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坚持增产与节约并举，把节约使用资源放在优先位置；同时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决遏制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杜绝浪费，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加大治理力度，着力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绿色发展”和“以人为本”的道路，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在上述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自去年以来，中国先后采取了的一系列经济调控措施，严格控制与新型工业化道路背道而驰的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产业发展，一些地方擅自出台的对高耗能企业的优惠电价政策已被责令予以“坚决纠正”，而对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问题比较突出的建设项目“一律不予贷款”，而对无视中央规定严重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些建设项目坚决予以查办。中国商务部还就此发布了《关于做好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技术、环保等政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引导企业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规范竞争秩序。限制、淘汰落后技术产品和企业，鼓励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有前途、有市场需求产品的发展，避免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竞争秩序。

      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鼓励符合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节能型工业的发展，如在中国新颁布的汽车新版本的产业政策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汽车产业要结合国家能源结构调整战略”。同时政策还规定“要注重发展和应用新技术，提高汽车的燃油经济性。2010年前，乘用车新车的平均油耗要比2003年降低15%以上。”中国主管工业的副总理曾培炎多次强调要重视节约能源，要大力扶持节能型工业的发展。

      同时，中国还开始重视运用高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已经打算利用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诸多契机，将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为主要特色的传统工业改造成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业。而不少传统工业占先的地方正在按照工业信息化、生态化的要求，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些调整改造工作完成之后，中国单位GDP能耗高的现状将会得到较大改观。

 

　 笔者认为，尽管中国新领导层决心摆脱传统工业发展路径的束缚，力求通过宏观调控来引导产业向新兴工业化道路迈进，希冀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最终走出一条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但此一颇具战略眼光的发展方略恐怕未必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个中原因概是因为约束条件太多：首先是由于国家的发展规划与地方的具体目标未必能够一致，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尽可能多创就业机会的施政压力面前，地方政府还是非常有可能冒着被上级查处的危险而默许甚至鼓励那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工业项目上马。尤其在那些经济落后急需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中西部地区更有可能如此，毕竟中央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要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了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其中就有不少项目是中央明令限制投资的。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投资增速不快或不足，如能带动产业升级的信息产业，投资增量中80%靠外资实现，此外能带动产业升级的一些标志性、战略性产业和技术装备工业，如汽车、飞机、船舶制造工业、精细化工，技术改造方面的投资增长不尽如人意，技术改造投资增长低于整个社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投资增长速度较慢。 其次是市场需求导向与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并非契合。比如一些新建钢铁企业9个月就能收回投资成本，巨大的利润预期刺激一些民营企业纷纷将投资领域向该领域倾斜，从而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回潮提供了可能。最后一点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技术瓶颈卡住了资金投向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长期以来，中国企业不愿意在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上增加投入，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中型企业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的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5%，在国际上，如果企业这个参数低于2%，就意味着企业会被淘汰。目前中国工业企业尤其是传统工业企业的技术实力普遍不强，尽管企业领导人深知通过高技术改造可以降低企业能耗，节约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但在技术瓶颈面前不少企业只好维持落后设备的低效运转；即使在中国起步并不算晚的新型产业领域，中国企业的发展也因受到技术和标准的约束而难以长大；技术瓶颈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中国企业重技术引进轻技术消化的普遍现象。数据显示，日本和韩国引进技术的投资和用于对引进技术、消化投资的比例是1:5，而中国企业的比例是1:0.07。就是说，韩国、日本花1元钱引进设备和技术，花5元钱消化创新，而中国是花1元钱引进，花7分钱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创新。足见中国企业与日韩企业的差距。

 不过，尽管中国的产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但对外资企业来说倒是难得的机遇。因为外资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市场开发方面均居明显优势，如果能够主动适应中国产业调整方向，则不仅会受到中国方面的欢迎，更能占得先机，进而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章玉贵：男，1971年生，安徽安庆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曾在《企业管理》、《经济管理》、《南方周末》、《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导报》（香港）、《投资中国》（台湾）等报刊上发表文章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