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讨论，因为经济学界关于几家知名企业产权改革案例的争议而趋于白热化。争议趋于白热化源于议题与经济学家们的价值偏好直接相联系，对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价值偏好进行扫描，应当说有利于问题的讨论向纵深发展。

 

    “泡沫理论”是借用“泡沫经济”来表达中国经济理论界出现的一种追求知名度的“自我炒作”现象，具体所指是几年前的“张五常热”和当前的“郎咸平热”。

 

    1、诺贝尔奖的诱惑力

 

    张五常的知名度不低，只不过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至少有“一步之遥”。 张五常自己放风，他可能是2002年诺贝尔获奖提名人。诺贝尔评奖有个原则，不仅仅是看成果的学术水平，同时还要看成果的社会贡献。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成为张五常问鼎诺贝尔奖的工具。请看“提名”之前张五常学生对他的评价：张五常的“石破天惊之论，它不仅开启一代人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张五常自己说得含蓄一点，他说他的理论“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好，邓小平“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他与邓小平的关系是“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这位英雄所见的要害请看他“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有一条十分耐人寻味。他说，“把所有国营银行都卖出去作为商业银行”，卖给谁呢？“要选在国际上有地位的银行买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邓小平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张五常建议），这里“英雄所见”也略同吗？2003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11位知名经济学家批判张五常》，不知道这算不算给“张五常热”画上的一个句号？

 

    2、扩大知名度的捷径

 

    郎咸平没有张五常的知名度高，但他懂得扩大知名度的捷径。利用现代新闻媒体和煽动性语言促使人们思考问题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目的就达到了。现在，网上谁敢对郎咸平说半个不字，一定被骂得狗血喷头。所以郎咸平在香港就迫不急待地宣称，“我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发现了什么问题，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什么好办法呢？

 

    郎咸平“发现”的国资流失问题，大陆学者讨论很久了。所谓国资流失就是国有资产不等价或无偿地转让到有权有势私人腰包的交易过程。这样约定包含以下三层意思：第一，国资流失是种交易行为，与贪污、盗窃国家财产不能混为一谈；第二，国资流失的受益人不包括普通劳动者即打工者；第三，国资流失是国有企业沿着“国退民进”的改革进程中，由于以产权理论为指导而出现的偏差。面对国资流失问题无非三种选择：一是放弃“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回过头来再搞国有国营；二是国企改革就按照目前的路子继续行进；三是坚持“国退民进”改革方向，重新探索改革办法。郎咸平做出了第一种选择。社会格局，郎咸平主张“大政府，小社会”，主张中央集权；经济格局，郎咸平主张全民所有制，经营机制选择“信托责任”；中国企业发展战略，郎咸平说“像海尔这种走法基本上我是不赞同的，自创品牌，这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他主张欧洲出品牌，“以中国为生产基地”，“这是整个一个大格局未来的走向”。

 

    我们现在就全民所有制所涉及到的“委托—代理”关系——全体人民（终极所有者）→人民代表大会→政府（继起层所有者）→职能部门（“国资委”） →厂长经理（经营权），向郎咸平请教。

 

    第一，按照控制理论的观点看，多一个层次，信息就失真一次。从终极所有者到厂长经理“委托代理链”这么长，世界上谁有那个能力对经营权进行有效监督？如果能进行有效监督，谁又知道有效监督的成本有多高？

 

    第二，郎咸平说他是喝资本家的奶水长大的，那么他不妨回香港问问“奶娘”：资本家也要选国会议员，如果把所有权“委托”给国会议员，他还是资本家么？全民所有制的全体人民把所有权委托给代表之后，人民怎么当家作主？如果搞计划经济，再出现苏联“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社会还有什么物质力量可以约束国家政权？如果搞市场经济，厂长经理对于政府来说是“内部人”，而对于终极所有者来说政府也是“内部人”，如果两个“内部人”勾结起来进行权钱交易，世界上谁有能力遏止这种政治腐败？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得到的结论是“经济滞胀”（弗里德曼语），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国有化”得到的结论是“经济短缺”（科尔内语），郎咸平却说“国企效益比民企效益好”，如果不是“名令智昏”，怎么会得出这种奇怪的结论来？

 

    “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的评价下得太早了。当人们知道郎咸平所要坚持和维护的是给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的旧体制和旧制度的时候，笔者可以断言，五光十色的“泡沫理论”顷刻就会破裂！

 

    3、“泡沫理论”的价值偏好

 

    张五常和郎咸平都“有学有术”，这是他们制造“泡沫理论”的条件。两种“泡沫理论”的价值偏好表面看尖锐对立，各持一词，结论却惊人地一致，张五常建议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郎咸平主张中国企业只能作为国际产业垄断资本的生产基地。年青朋友如果不知道什么叫殖民文化现象，这就是。当年猛烈批判张五常的学者们，这次是积极声援郎咸平了。“泡沫理论”和国际游资差不多，投机性极强，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中国经济建设实践除了“搅局”之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所以是当不得真的。

 

 

如果能用“化”表明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价值偏好，笔者反对“国有化”，不反对“私有化”，也不赞成“私有化”，主张“公有化”（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

 

（一）为什么不反对“私有化”

 

1、所有制的建立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所有制是群众的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精辟地指出，只要能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愿意选择什么生产关系就选择什么生产关系，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2、私有制比国有制效率高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私有化”，反对国家直接干预，就是老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缪尔逊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政府干预得愈少愈好。这些学术思想不是“拍脑袋”的产物。

3、“私有化”代替“国有化”过程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虽然不赞成用“私有化”代替“国有化”的改革路径，但是，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沿着理想方案或最优方案行进，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第一，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这类国有企业不用说卖就是送也难于出手，因为接手之后，不但有个债务问题，还有个工人安置问题。私人老板接手了，无论是谈生产还是谈社会稳定，这种变革是无可非议的。

 

第二，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有的地方政府比方四川省政府原打算在1998年以后，县一级不再保留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一些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也会被出售了。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问题，政企真正分开了，有有利于精简机构，有利于提高效率，主流方面是好的。

 

第三，试行管理层收购的国有企业。四川叫“培植大股东”，也就是郎咸平说的把企业家变成资本家。坦率地讲，我也不赞成这个办法。1995年1月，我通过调查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寄给了省体改委和国家体改委，意见比较尖锐，我说“培植大股东”是国家利用工人农民的血汗“培植红色资本家”。现在，即使他们由企业家变成了资本家，也要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这些企业家（资本家）只要不是搞金融诈骗，只要不是在践踏国家财产，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创业，在辛辛苦苦地创造物质财富，而且带领职工把企业做大做强了，冲出国门，走向世界，那么他们仍然是国家的精英，是民族的英雄。我们要批判的是这种体制和为这种体制辩护的各种观念，而不能把矛头对准在这种体制下干实事的人们，更不能像郎咸平那样用夸张的、煽动性的语言去攻击和诋毁他们。

 

（二）为什么不赞成“私有化”

 

1、私人老板独享收益不公平。政府和资本家得利润，工人得工资，这还是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西方社会的人力资本理论对象指的虽然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但终究承认了活劳动参与收益分配的权利。就算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是“大老板”，“打工者”个人在企业里面“小老板”的地位总该确立吧？作为一个集合体，“小老板”肯定是“大老板”了。简言之，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都应当是企业的老板，可是，“私有化”理论却容不下这些古老而又现代的观念。

 

2、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出现了更好的方式。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职工持股形式”改造国有企业，效果比“私有化”方式好。“职工持股形式”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四川宜宾和山东诸城创造的中小国有企业改革经验，职工出钱一次性地从国家手中买断所有权。另外一种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重庆市的某化工企业，国有净资产1.2亿，购买企业的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来源：一是职工掏荷包给现钱，二是历年剩余价值的沉淀，三是一次性买断的优惠，余下的8000万就用债权债务关系解决。“职工持股形式”的最大优点是社会震荡小，权钱交易的可能性不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落在实处。

 

3、只承认物化劳动所有者的老板地位，无法克服“内部人控制”问题。所谓“内部人控制”就是公司出现的主管人员损害老板利益的那么一种经营状态。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公司财产是老板的，不管这个老板是政府还是资本家，老板利益受到损害与我“打工者”有什么关系？“内部人控制”问题既宣布资本家私有制走到了历史尽头，也宣布国家所有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三）“私有化”道路的理论误区

 

“私有化”的理论假说是，人人都是自私的，只有私有制才能解决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问题。“私有化”的这个理论假说不成立。人人都有自身的物质利益这是自然法则，人人都是自私的这是价值判断，两种关系根本就不应该混淆。作为企业、家庭即经济活动主体来说，激励和约束机制肯定不能回避财产所有权问题，作为生产要素或作为自然人，是个组织管理问题，是个付出与回报的关系问题即分配问题。大家都默想一下自己，你个人激励和约束机制靠的是什么？

 

 

由于郎咸平“泡沫理论”的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坚持“国有化”道路的理论工作者，抓住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弊端，也反对“民进国退”的改革思路。我自己是从“国有化”阵容出来的。“国有化”理论灌输给了人们一整套似而非的错误观念，这里择其主要之点加以澄清。

 

1、善良的愿望  糊涂的观念。凡坚持“国有化”道路的理论工作者都有个善良的愿望，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其实，国家所有制既不姓“公”，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众所周知，每一种经济成分都有性别和社会两重属性，性别属性受社会分工和利益判断的影响和制约，而社会属性决定于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决定于特殊的“以太”或“普照的光”。比方说，私有资本，性别属性永远姓“私”，社会属性呢？如果是劳动者联合起来直接占有生产条件那样的生产关系占主体，决定国家性质姓“社”，那么，私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属性姓“社”；依此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属性姓“资”；封建主义条件下，社会属性姓“封”。国家所有制也叫官僚资本，这是它的性别属性；社会属性要么姓“奴”，要么姓“封”，要么姓“资”，要么姓“社”，就是不可能姓什么“公”。我们能改变的只能是国家所有制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它的性别属性。在对所有制属性进行归类的研究过程中，把“官”划为“公”，把“民”划为“私”，这是经济科学领域最不可饶恕的逻辑混乱！

 

2、重大的题材  过时的答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相容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涉及生产和交换的不确定性问题，是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推行“国有化”的理论基石。这的确是一个重大题材。可是，只要我们真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问题现在是不难说清楚的。

 

从实证哲学看来，“基本矛盾”论成立，因为当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就是那样；可是，按照辩证法来看，“基本矛盾”论并不科学。其一，单个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来是人类认识能力与客观实际的矛盾，影响矛盾的因素，一是知识，二是技术，不会因为所有制的变更而增加或减少；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联合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包含着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机制，比方，美国通用是一个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年销售收入几乎是我国GDP的十分之一，“基本矛盾”论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其三，所有制关系与人们的利益判断、价值观念直接相联系，矛盾的解决决定于人们对公平、公正的感悟与认识，社会化生产的一套范畴和计量方法说不清楚。“基本矛盾”论命题不科学，克服“基本矛盾”的“国有化”道路不成功也就在预料之中。更何况现代信息技术的出现，不确定性问题已经得到缓解，经济周期出现微波化趋势，我们更没有理由抱残守缺了。

 

3、正确的个案  混乱的逻辑。“国有化”论者与“私有化”论者相比，存在着认识上的另外一个片面性。“国有化”论者认为，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与所有权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马克思涉及人的分析的时候限制得十分清楚，比方，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不是指物，也不是指具体的人，而是指的一种社会关系。人，如果是指自然属性的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与所有权关系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如果是指生产关系中的人，作为经济组织的人，如果没有财产所有权，那叫工厂（日本经济学家语），或者叫“皮包公司”。“国有化”论者冷静想一想，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政府，经营权属于厂长经理，企业一无所有，不是“皮包公司”是什么？

 

 

“私有化”和“国有化”两种价值偏好的理论主张，虽然各有某种片面性，但也有可取的地方，从事实践的决策者可以择善而从之。至于唯恐天下不乱的“泡沫理论”也只会昙花一现，不值得担忧。危急中国经济改革前途和命运的是反映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的“新公有制理论”。“新公有制理论”既不希望退回去搞计划经济，那样太穷了，日子不好过；也不希望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失去腐败的温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像现在这样，最好。为什么说“新公有制理论”会危急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它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观点。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是“新公有制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新公有制理论”的理论要点如下：毫无疑问，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股份公司是新公有制；股份公司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方向；产权制度是股份公司制度的基础。“新公有制理论”理论内容前面几个要点不需要花多少工夫就能说清楚，要害在产权制度。比方，怎么全面把握国家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前面分析了，怎么给股份公司制度定性，也不是难事。我们讨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时把它与公有制的运作形式混淆了。其实，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与所有制的“运作形式”不是一回事。所有制“实现形式”受生产力、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般都不具有通约性；所有制“运作形式”主要受社会习惯、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影响，通约性很强，其成果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股份公司制度是所有制的“运作形式”而不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运作形式都呈多样化的特点，这是人们混淆两者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产权制度在西方是个好东西，而在中国产权制度却成为现实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重要来源之一，弄清来龙去脉则有点费周折。

 

1、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

 

了解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需要从“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的关系说起。新古典把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推向了极端形成了“市场神话”，1929—1933年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市场缺陷”代替了“市场神话”。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又制造了“政府神话”，20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又陷入“滞胀”泥潭，“政府缺陷”又取代了“政府神话”。新自由主义不是重新回到新古典，基本理论主张有两条：其一，“市场缺陷”与“政府缺陷”相比较，“政府缺陷”对国民经济造成的伤害比“市场缺陷”大得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他们主张用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代替国家所有制；其二，政府克服“市场缺陷”的办法，除了主动为市场服务之外，还要同厂商一道制定游戏规则，使每个市场活动主体的行为后果与它的财产相联系，“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诺思语），所以，产权制度就是在政府参与下的以财产为基础的责权利制度。

 

2、中国产权理论的荒谬之处

 

西方的产权理论以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为基础，中国产权理论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表面看中国产权理论把“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对立的理论融为一体了，这就同89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一样，主观愿望是想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集中起来，结果是把两种体制的糟粕集中起来了，中国产权理论实际是把“私有化”和“国有化”两种理论的片面性集于一身了。

 

“国有化”理论在认识上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与财产所有权没有必然的联系，片面性是以为企业也这样，中国产权理论坚持了“国有化”理论的片面性；“私有化” 理论在认识上的可取之处就在于，市场活动主体必须拥有独立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权，片面性是以为自然人也这样，中国产权理论接受了“私有化”理论的片面性。既然人人都是自私的，只有财产权才是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逻辑结论就是，财产权越多，激励与约束的力度就越大；股权平均化必然导致新的平均主义，必须“培植大股东”即把企业家变成资本家，经济发展才充满动力与活力。

 

3、中国产权制度的种种漏洞

 

中国产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也是漏洞百出。

 

首先，混淆了产权理论的适用范围。西方产权制度规范和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公司内部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把市场经济叫法治经济。我们呢？产权制度规范和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公司内部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市场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要么无序，要么政府直接出面干预，其结果是让“人治经济”在风雨飘摇中得到了延续。

 

其次，混淆了瓜分国家财产和回报活劳动的界限。我们过去也讲责权利，出了问题就罢官或开除公职，我们的责权利制度以“官本位”为基础，西方产权制度的责权利制度以财产权为基础。就一定范围讲，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责权利制度代替以“官本位”为基础的责权利制度是一种进步。我们职工（当然包括主管人员）过去很穷，没有财产，现在的责权利制度要以财产为基础，办法只有一个，从国家那里获得财产。理论依据是什么呢？只能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以，我在“分配制度双轨制何时了”（《中国经济时报》2002.2.28）一文中认为，“国有资产存量既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历年的沉淀，也有劳动力所有者历年的沉淀，将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只是还了劳动力所有者一个公道，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可是，人们不相信马克思那一套理论，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产权理论，“将国有资产无偿量化给个人”变成了无偿瓜分国家财产，这就为那些手中掌握实权和大权的不法之徒打开了方便之门，事情不仅如此，因攀比心理又产生了连锁反映，物质生产单位的国有资产可以瓜分，非物资生产单位的国有资产为什么不可以瓜分？

 

再次，混淆了财产权作为目的和手段的界限。财产权作为目的是决定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的物质基础，财产权作为手段确实是自然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这就是西方社会“人民资本主义”概念的物质内容。所以，从有效控制和管理的角度看，可以把财产权作为手段。可是，不讲目的只讲手段的财产权则是解除劳动者精神武装的麻醉剂。产权理论不是人见人爱的美丽天使。

 

如此看来，国有企业“民进国退”的改革方向不能动摇，需要停止和改变的是股份公司改革思路。说白了，要不要搞股份制，何时搞股份制，是企业行为，政府大张旗鼓地推行股份公司制度，又“越位”了。即便是“好心”，那也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如果是为了巩固和强化自己的老板地位，其“好心”动机就值得怀疑了。真想把国有企业改革向前推进，政府就应该向国人给出一个时间表，何时从老板位置上退下来，中国老百姓何时坐到老板位置上去？这是废除中央集权制度、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改革目标的物质前提和基础。

 

 

我的文章“论海尔挑战—兼评郎咸平对海尔发展道路的无端指责”在网上发表后，有位网民“拜托”我：写文章请不要提老祖宗。没有办法。改革开放前，我学习的就是老祖宗的理论，上个世纪80年代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控制理论，90年代又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经济理论，承认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其他知识就是无法改变老祖宗理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所以，本文只能按照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要求，给什么是公有制下定义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民进国退”三原则，供人们评说。

 

（一）公有制内涵以及获得市场份额的途径

 

在马克思著作里面，公有制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同一个概念，涉及到的具体形式，马克思对“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说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极地扬弃”。根据这种认识，我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及可控性”（《经济学周报（上）》1988.51）一文中对公有制是这样定义的，“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直接占有的形式就叫公有制”。用“劳动者”限制是把公有制与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相区别，用“共同”限制是把公有制与分散经营的个体经济相区别，用“直接占有”限制是把公有制与间接占有的国家所有制相区别。可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均认为，集体、合作性质的企业只对“少数工人的联合体有效，而不能很好地应用于大型企业”。“论海尔挑战”一文不仅要用海尔获得的业绩批驳这种陈旧的传统观念，同时也想进一步探讨公有制获得市场份额的途径。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人主张公有制，资产阶级政党鼓吹私有制，是十分正常的社会现象，勿需大惊小怪。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是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优越性应当由共产党人用行动去证明，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份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探索公有制的有效运作形式。共产党人必须明白，先进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不需要强权的庇护，需要强权庇护的生产关系就一定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

 

（二）国有企业改革“民进国退”三原则

 

1、公平原则

 

承认国有资产存量既有生产资料所有者历年的沉淀、也有劳动力所有者历年的沉淀这个结论，政府退出来，属于政府部分的存量，企业不能买断就是企业的债务。现在，企业的负债通过什么方式偿还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至于经营方式，是搞股份制、租赁制还是承包制，更是属于企业自己的事情了。

 

政府暂时还不能退出来的有些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必须建筑在货币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都是老板的基础之上。

 

只在这个前提下，西方产权理论的科学性才会发挥作用。

 

2、民主原则

 

历史不可能沿着直线前进。在承认政府进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最终退出市场的前提下，以下三种情况暂时需要政府介入：第一，经济萧条即凯恩斯说的需求不足，家庭和厂商对市场失去信心的时候，政府可以直接进入；第二，自然垄断行业即几家市场活动主体展开竞争反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时候，政府可以直接进入；第三，生产力布局严重失衡的时候，政府可以直接进入。民主原则指什么呢？

 

德国共同决策法法规规定：公司董事会中，股东和职工代表必须各占一半。看看我们的国有企业，《公司法》只是说董事会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 “一半”与“应当”的巨大反差，大家就知道民主原则要求的是什么了。

 

3、科学原则

 

科学原则就是让事实说话，让历史做结论。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从诞生之日起，中间经过多少成功与失败，又受到多少人的呵护和关爱，我们无法统计，发展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是谁也不否认的了。国家所有制若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算起，政府和社会舆论怎么袒护也不说了，差不多有90年的历史也应该说没有算错。可是，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创造的公有制的三种新的实现形式：（1）城市居民创造了“海尔形式”；（2）乡村农民创造了“横店形式”；（3）国有企业职工创造了“职工持股形式”。才多少时间？也就十几年吧？社会能不能对他们宽容一点？是好是坏就让历史做结论。你不喜欢这些已经当家作主的“打工者”（打工仔）没有关系，但也别无中生有地伤害他们。拜托了。

 

 

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价值偏好除了“泡沫理论”之外，可以归为以下四类，一是同步富裕走向共同贫穷，坚持“国有化”道路；二是个人带头先富裕起来，坚持“私有化”道路；三是有权有势的先富裕起来，坚持“新公有制理论”道路；四是带领群众先富裕起来，坚持“公有化”道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实话实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