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十年前，上海提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时，多数金融界人士认为这仅是上海的一个遥远的梦。这也难怪，当时的上海，经济老气横秋，缺乏生机。尤其是金融业相当萧条和封闭，金融机构少得可怜，主要是从人民银行分支独立出来的专业性银行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仅有的4家外资银行是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得以立足的；金融结构很不合理，金融活动主要集中在银行存贷款业务上，证券与保险市场尚处于孕育之中，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唱主角的仍然是政府。当时的上海，别说是国际金融中心，就连国内金融中心的框架也尚未形成。

不过，你不能不佩服上海市政府的魄力与能力。这个号称中国最强的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支持（默许）下，大胆改革，大胆试验，于是一个个让北京、深圳等竞争对手羡慕不已的“第一”诞生了：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保险公司——太平洋保险公司；成功发行全国第一张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美国友邦保险公司重返上海，成为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标志；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此开业，上海遂成为人民币汇率的生成地；率先开通全国资金拆借一级网；首批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开放试点设在上海；首家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试点设在上海……。

新近公布的资料显示，经过短短十年的打造，上海已初步建成了国内金融中心。它拥有全国发育最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是全国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同业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以及保险市场；在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白银市场、钻石市场乃至黄金市场建设等方面也在全国独占鳌头。目前，国内各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近4000家，人行上海分辖区的人民币存贷款总量占全国的1/7；它还是全国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目前世界前50位的大银行中就有20多家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在沪外资证券公司代表处42个，外资保险公司14家，外资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均超过50%。金融业已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

在上述良好基本面的鼓舞下，上海市政府信心十足，提出经过10年的努力，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根据上海市“十五”规划，今后5年，上海金融发展将以服务全国为着眼点，努力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确立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为进一步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打下基础。路透社据此分析，上海的眼光已越过中国（包括香港），将赶超东京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尽管上海雄心勃勃，“胃口”越来越大，但平心而论，没有中央政府的鼎立支持，上海的底气不会来得这么足。据说当初在争取国内金融改革试点时，深圳的呼声一度很高，但苍白的历史以及相对较差的地理位置使其难以在高层领导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上海凭借辉煌的过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出色的公关功夫，终于打动了中央领导的心。事实上，已故领袖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就曾多次表示要将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党的十四大报告确认了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划。近年来更是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00年6月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中国金融界的“三驾马车”戴相龙、周小川和马永伟均表示支持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努力。而在2001年9月10日召开的“新世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上，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更是明确指出，根据大陆经济的发展趋势，大陆必须拥有一个以大陆实体经济为支撑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上海已经具备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另有迹象显示，在深圳获得二板市场的开办权后，国家有意将主板市场整合并放在上交所，这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上海的国内金融中心地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肩负着历史使命，寄托着国家的梦想。的确，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发展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环顾美、日、德、英、法等经济强权，都建有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甚至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也拥有亚洲排名第三的金融实力。而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中国内地，如果没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显然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不相称。因此，按照中央的设想，未来一段时间，将进一步巩固香港的亚太金融中心地位，使其继续发挥引资和融资功能；同时经过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将上海建成远东另一个金融中心，立足中国，辐射亚太，从而巩固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才铆足了劲，全力向既定目标冲刺。而国际金融巨头也瞅准了上海的发展潜力与盈利前景，纷纷将其亚太总部或中国总部迁至上海。友邦、花旗、东方汇理、渣打、汇丰等跨国集团已率先在繁华的外滩金融街或浦东陆家嘴安营扎寨。而来自央行的消息说，外资金融机构迁入陆家嘴的申请，正源源不断地排上央行的议事日程。

 

 

虽然上海为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付出了十年的艰苦努力，雏形也已浮出水面，但情形决不象某些媒体描述的那样乐观。尽管从表面上看，以外滩金融街和陆家嘴金融保税区为核心的金融圈，金融大楼越盖越多，越盖越漂亮，设施也越来越先进，但这种硬件的朝气蓬勃无法掩盖上海贫弱的金融基础。事实上，上海金融机构的数量和总资产不仅无法同纽约、伦敦等老牌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就是与香港、新加坡等新兴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也显得相当寒酸；上海虽然拥有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但与纽约、东京和伦敦相比还显得相当稚嫩。上交所的市值仅及东京的1/10，与纽约相比更有30倍的差距；设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只不过是结售汇制度下金融机构平补外汇头寸的场所。在这个市场中，只进行美元、日元、港元三种外汇与人民币的买卖，它的一年交易总量，甚至不到伦敦交易所一个交易日的水平；另一方面，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明显落后于金融中心的发展要求。因此，以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来衡量，上海充其量是一个处在襁褓中的婴儿。这个婴儿能否茁壮成长，既要看它的营养状况，还要看它的成长环境。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至少有三个瓶颈制约着它的发展：

1、人才瓶颈  尽管上海云集了不少国内金融精英，近年来更是大力加强人才高地建设，如取消外地来沪大学毕业生的进沪指标限制，并出台了一系列吸引留学归国人员的优惠政策，等等。但金融人才奇缺仍然是制约上海金融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特别是缺少既懂国内金融又懂国际金融规范运作的银行家和金融家。目前，上海拥有金融从业人员8.5万人，其中能称得上高素质人才的不足1万人，尚不及纽约与东京的零头。而且这些人才有相当一部分被在沪的外资金融机构所收编。尽管国内每年毕业的金融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数以千计，但其中既通晓金融知识又熟悉现代高科技的实在太少，而且仅有的这些尖端人才或者留学海外，或者流到外资金融机构，真正愿意扎根中资金融机构的寥寥无几。由于人才的供应跟不上金融业的发展要求，加上原有人才的流失，导致中资银行普遍闹起人才荒，于是近年来各银行之间打起了人才争夺战，但打来打去，人才只不过从一家银行流到另一家银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经济成本。由于缺乏具有国际化运作经验的金融人才，上海在金融创新方面进展缓慢。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政府一方面促请本地金融机构加强与在沪的国外同行的交流，学习对方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如与中资银行关系密切的汇丰银行就经常被中国同行请去为他们的员工作企业文化与管理方面的培训；另一方面加紧延揽在海外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希望这些具有国际工作经验、掌握最新金融技术与管理的高级人才能够回沪工作，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但据在美林证券工作的吴先生介绍，尽管上海的金融发展前景广阔，但在目前相对僵化的体制与环境下，要在短期内大量吸纳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决非易事。

   2、中介瓶颈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离不开金融资信评级、金融经纪等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撑。纽约之所以成为世界金融之都，是与高盛、美林、雷曼兄弟、穆迪、标准普尔等超级金融中介的贡献分不开的。而且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商业银行的势力范围将越来越小，投资银行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影响日渐上升，大有逐步取代商业银行之势。因此，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建立起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但这方面恰恰是上海的软肋，目前上海虽然拥有大小券商几十家，但普遍存在资本规模小、抵御市场风险弱、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弱点。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的发育更加不成熟，上海至今还没有货币经纪商和信用评估权威中介，它的中小银行和投资公司的会计制度以国际标准来看是不合格的，公司的信息披露也不及时，而且经常发生违规现象。中资公司中还没有诞生类似麦肯锡、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成熟的咨询服务机构，市场化的风险投资公司也未成气候，高科技企业的融资仍然仰赖于政府的财政和银行的投资。已有的中介服务机构多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公司，政企不分是制约其发展以及为市场提供公平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必须有一整套稳定合理的规章制度来保证它的高效率与高信誉，政府的任务是从法律方面来有效、合理地控制内部交易，提高市场透明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上海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

   3、政策和法规瓶颈  香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关键在于港府遵循自由经济的原则，对金融业务实行积极的不干预政策，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决策体系、监管体系和法制体系，确保金融中心的顺利运作。但鉴于中国的国情，在短期内还无法仿效香港的做法。尽管决策层深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决定一国能否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前提，但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等考量，短期内国家不大可能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外汇的流动将继续受到管制。至于在沪的外资银行，尽管部分已获准开展人民币业务，但其活动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只能面向三资企业和境外客户，不得经营本地客户的业务等；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受到严格控制，迄今发放的许可证只有十份左右。而且外国公司购买国内金融工具的范围也是受限制的，目前，外国公司可以进入以美元计的B股市场，但这个市场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流动性差，开市以来持续低迷。至于外国公司向往已久的A股市场，至少在两三年以后才有可能对它们有限度地开放。可以说，如果不放松资本控制和取消现行的对外资参与金融业的限制，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不现实的。但放松资本控制和取消现行的对外资参与金融业的限制的时机目前又不成熟，这就是上海的处境。

另一方面，上海的金融立法与监管工作仍相当薄弱。尽管上海近年来强化了金融立法工作，已陆续制定并批准公布了30多个金融法规，为依法管理金融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范。并加大了金融监管力度，目前，以分业管理、协同合作为特征的人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三大监管系统，均在上海成立了分支机构，以加强对不同金融行业的风险监管与控制；同时还建立了同业公会自律机制和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外汇管理的透明度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金融立法与监管仍大大落后于金融改革的发展要求，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现象时有发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仍较低。

以上列举的仅是上海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遭遇的现实瓶颈，此外它的努力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尽管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但在目前的情势下上海要挤进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金融俱乐部，在短期内决非易事。这不仅是上海的实力使然，也与当前的国际分工不无关系。客观地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是很难容忍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一个在国际上发挥重大影响的金融中心的（香港仅仅是例外）。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握有世界经济和金融大权，任何实质性的挑战都要遭到它的打压，即使是盟友日本和欧盟也不例外。从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再到欧元的疲软表现，背后都可察觉美国人的操纵轨迹。而中国近年来的全面崛起已经让美国人感到了某种压力，特别是那些反华分子更是坐立不安。尽管中美的经贸联系已相当密切，美国的大小金融企业纷纷登陆中国，但这主要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假如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在亚太发挥重要作用的金融中心，而它又不受美国的控制，相信美国的金融寡头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而日本，大概也不大愿意看到一衣带水的中国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实力。这种国家利益的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个因素，将是很危险的。

因此，上海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既要有宏大的远略，又要有精明的战术。但是坦白地说，上海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金融发展战略。尽管理论界近年来一直鼓吹“国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是上海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最佳平台，建议立即启动建立名义隔离性离岸金融中心战略，并列举了相当多的理由；但管理层似乎并不怎么买账，至少到目前为止管理层对发展离岸金融业务仍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非常缓慢，相关的管理法规也只有央行1997年10月发布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及由此制定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少数几个。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适合上海所走的路确实不多，它既无先发基础，又无多少后发优势，还要受到众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制约，相关的国际经验也仅仅只能作为参考，剩下的就只有脚踏实地了。因此上海的当务之急是针对自己的软肋及时补充营养，抓好软件和硬件建设，将自己真正建成国内金融中心（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事）；同时继续扩大开放，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全力赶超。至于在赶超中究竟应该采取何种战术，那就要看中国人的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