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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
作者:胡楠    发布:2004-06-29    阅读:1391次   
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
——兼与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等文商榷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引起了国内外业内人士的关注,一时成了国内媒体热门话题,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25位院士和40多位专家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作用、地位、发展趋势和对策进行了调查研究,写出了《新世纪如何提高和发展我国制造业的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编写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的制造业蓝皮书;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关于俨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的研究;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中国制造的崛起——中国制造研究报告》等。至于相关的论文、短评、名人指点之类的信息则数不胜数,其中刘福垣《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的定位》一文(以下简称《定位》)最有份量,引起了不少同仁的关注。笔者仔细研读了上述诸多文献和资料,总的印象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发展,即《定位》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指明方向,甚至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矛盾。因此,我就从《定位》开始商榷。

  一、从“世界工厂”谈起

  《定位》一文对“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等媒体不实的炒作,对各地出现的开发区热、高科技园热等表现的浮躁和盲目性,特别是对去年“非典”之后出现的投资热,其中制造业在某些领域中的投资高速增长更为突出,下了一副可贵的“镇静剂”。正如该文所言:这类情况全国到处可见,是该敲一敲警钟,泼一点冷水的时候了。

  但是,该文在学术研讨的逻辑推论上出现了不甚严谨的武断,因而警钟没有完全敲到点子上。首先,该文认定“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并下了严格的定义:“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的本质规定性是它主要是一个供应者即自己是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供给别人用。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略)”这四个条件完全是把100多年前占据世界霸主地位的大英帝国当时的几个世界第一照搬下来。这种先作“本质规定性”的定义,再进行比较分析,在逻辑上显得很勉强,说服力也不强。据传这是某部门或某领导指示下,针对国际上出现的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议论,为消除其隐含的“中国威胁论”影响明令不准再提“世界工厂”,因而随之有不少这类反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共同点都是先定义后推论,例如胡立君的文章也表现得较为典型,他规定了“世界工厂”的五条标准。构成这种逻辑过程难以成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世界工厂’之称毕竟只是一个形象化比喻。常识告诉我们,在比喻中,被比喻的事物与用来作比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象’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是’的联系。”“实际上,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没有人能够,并且也没有必要使‘世界工厂’之喻的使用范围保持一成不变”。我对这一形象化比喻的理解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制造业中的多数行业和所有行业中的大多数加工装配环节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即使在研发环节,也越来越呈现出较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我国制造业境内投资的企业许多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增强;同时,在世界产业结构重组和转移规律作用下,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将工厂向中国转移,既面对中国市场,也把中国作为向全世界推销商品的生产基地。人们发现,标有"MADE IN CHINA"的商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多国的超市和商场里,由此有些外国人甚至个别政府部门(如200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白皮书)说中国即将甚至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不管是“包藏祸心”还是有感而发,它都是一种形象化比喻。事实上,笔者所见到的大量相关资料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内人士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只有人说中国在若干年后可能成为“世界工厂”之一。显然这类上述的反驳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并教育国人不要上当,这是我们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等。

  其次,“定位”一文还有几处在逻辑上值得商榷的地方:1.关于“世界工厂”的高标准定位与“打工仔积聚地”之间的关系。

  《定位》一开始就指出:“在今天,世界工厂已经不是值得炫耀的桂冠,而是垂直分工末端最大的打工仔积聚地的代名词。”这里就和学界的另一极端观点“沦为论”接轨了。“沦为论”的主要观点是中国不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成为“世界工厂”就是沦为跨国公司的技术附庸,沦为受其盘剥的打工仔积聚地。对此,“定位”在其后提到政治高度作了更深的推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经济的主宰,跨国公司总部积聚地美国成为这种国际资本的政治代表,已经重新举起帝国主义的旗子。”显然,《定位》既提出“唯一论”(只有英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工厂),又偏好“沦为论”,这两极如何统一?

  至于“沦为论”,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情绪,从打工仔积聚地通过学习模仿、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和本土化,发展到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双重趋势转变,这是一个过程,既是事实,又是规律,本文后面还将进一步分析。

  2.关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唯一性与多中心、无中心之间的关系。

  《定位》同样断言,只有美国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还没有解释清楚这一断言,就跳跃到德、日崛起之后的多中心时代,并给了我们一点希望——我国形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到最后突然把镜头拉到遥远的“共产主义”时代,提出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辩证法:“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化掉世界工厂的过程,化掉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资本是没有祖国的,工人阶级也是没有祖国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全球制造、世界制造,美国制造、日本制造、中国制造都将消亡。”一下子“帝国主义的旗子”不见了,世界大同了。笔者越是反复细读此文,就越是找不到《定位》的逻辑链条。

  3.关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关系。

  《定位》指出:“当前的任务不是争当世界工厂和制造业中心,而是首先要当好自己的工厂,以内需为主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大多数的制造业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主要是用好国内资源。”“我国首要的发展任务是解决就业问题、满足国内市场。”“当前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三、七开的,我们应该用70%的制造业在解决转化落后方面当好自己的工厂,用30%的比较先进的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参加国际竞争。”这几段论述的基点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开来;其次是把出口与就业对立起来。对于前者,经济全球化首先就是化掉贸易壁垒,实现贸易自由化,两个市场成为一个市场,按三、七开划分是一厢情愿。只有鼓励企业在这个统一的市场里去竞争,在竞争中学习竞争的游戏规则和先进的管理与技术,才能真正满足国内市场。至于就业问题,《定位》提出:“如果我们把出口退税的钱用于社会保障,而不是用于刺激出口,推倒压在内需上的大山,就业问题和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可以顺利解决。”这可能也是一厢情愿,甚至适得其反。众所周知,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符合WTO 规则,日、韩、台湾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初期为支持企业出口采取过类似的税收优惠政策。事实上,出口企业在吸纳劳动力上是有大贡献的,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任何减税措施都是刺激经济增长,正如林毅夫等的近期研究表明:“出口的增长除了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之外,还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口造成影响,从而间接刺激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 增长1%。”显然,刺激出口、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才是正相关的逻辑链。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确极其重要,但只能通过经济增长、节省政府支出、减少腐败造成的巨大损失等方面去逐步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拆东墙补西墙”就可以“顺利解决”。

  4.关于“强政府”与不断降低社会成本的关系。

  《定位》对政府的定位很高:“在我国目前强政府的条件下,政府在发展现代制造业基地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在战略目标的确定、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过程中政府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运筹帷幄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后面的关键点——不断降低社会成本中“强政府”体现了很大的弱势:“我国企业成本目前在社会成本方面和发达国家企业比没有任何优势,问题就出自各级政府。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政府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靠政府改革,靠政府的准确的功能定位,没有高效的低成本的政府,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制造业基地。”后面这段话说得太好了,抓住了我国发展制造业乃至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要害——一个低效、高成本的政府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但前面那段话却要这个政府在结构调整升级、企业组织结构重组等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靠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这就出现了矛盾。我不知作者的本意,也没有拜读作者的另一著作《政府功能定位的理论思考》,但我国政府在功能上的错位即热衷于“设租”而直接干预经济、管制企业太多,确实成了我国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更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制造业最权威的研究也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全面规划、设立专项计划、建立发展基金、集中管理、抓紧实施、实现赶超等。真是想不到,动用如此多的权威、耗费如此高的成本,竟只对政府作出了一个“满意”的回报,而对降低社会成本的一系列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叫“国务院各部委和社会各界”如何重视呢?笔者将以社会成本(《定位》一文定义为企业的二次成本租、税费、息)为主线,对于降低社会成本的诸多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进行分析,并与大家共同探讨“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这一主题。

  二、从认识我国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中,清除观念上的障碍

  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将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制造业中的某些待业收敛得快一点,某些行业收敛得慢一点。

  1.我国制造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我国制造业按能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1SIC)直接对应或相互兼容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共分30个大类行业,若不计军工部门的武器弹药制造业则为29个大类行业、171个中类行业(下同)。笔者以中类行业为单位逐一进行经验性的粗略评估,有105个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占60%~2上。进一步只对所有行业的加工装配环节进行估计,则超过85%的行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近几年来,中国制造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快速扩展和外资进入的高增长印证了这一点。但多年来对于发挥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之间、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之间的不断研讨和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笔者也想在此谈谈自己粗略的看法。

  对于发挥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研讨双方有较对应的观点:一方是以林毅夫为首的比较优势战略;一方则是对发挥比较优势、出口导向持不同意见。归纳起来,林认为“欠发达国家利用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作为选择产业和技术的基本指导原则,会最小化模仿成本,要素禀赋结构会升级得更快,使产业和技术结构得以持续升级。”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而实施赶超战略,则将抑制市场机制,产生各种制度性扭曲,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并出现寻租、裙带资本主义等问题。

  对于另一方,并没有直接反对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原理。他们认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内需大,对这样大的经济规模,应该主要靠政府组织并以自己为中心,因而在具体的措施上必然体现在某些产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和重点扶植上。显然,战略选择是表象,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是本质。

  对于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实际上分别属于比较优势和赶超两大战略,本质上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制造业如何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笔者在后面还要重点地进行讨论。

  在今天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对劳动力的理解不应该仅仅是简单劳动的载体,还包括智力劳动。实际上任何劳动者都是这二者的结合,都是制造技术的载体。中国人的手、脑优势是制造业的最大比较优势。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我们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几乎是无限供给。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管理水平低、社会成本高抵消了大半。”我们的劳动力素质低吗?如果从每年的绝对供给量上考察,一年几百万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几千万高中和中专毕业生,即使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勤劳、守纪律,学习模仿能力强,这种源源不断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素质低吗?加上工人没有组织起来、民主化进程滞后,工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使社会成本(即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正如秦晖从反面指出的:“世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投资环境’?难怪中国吸引外资远远超过中东欧了。”张五常先生对廉价劳动力问题说得既直白又深远:“廉价劳动力浪潮在经济上意味着什么?直接的影响是:高工资、高福利的工业化国家将面临危机。”这就是比较优势,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结构重组和新的分工格局中必将取得应有的位置,并显示其应有的竞争实力。

  然而,我们的比较优势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二元经济结构这一劣势上。在发挥比较优势辉煌发展时,也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是一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过程。关键是如何使这二元之间的差异,目前还在扩大的差异,转换到利用差异去缩小差异,成为一个逐步收敛、能长期稳定增长的系统。对制造业来说就是要从清除干扰系统良性循环的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做起。到今天,竞争性的制造业从国有经济中逐步退出实现民营化,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营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营化的问题。

  2.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在追逐利润的流动中,制造业跨国公司整合全球各地的比较优势,通过产业分工、转移和重组,呈现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上分工和整合的双重趋势。

  制造业的水平分工是指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分工。改革开放初期,境外投资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也是在全球市场上最具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欧、美、日、韩等国和台湾地区向中国大陆转移的速度加快,其年均增长率超过20%,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集成电路产业,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期,中国芯片生产未来3-5年将以42%的速度增长。目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的部分产品如手机、程控交换机、音响、彩电以及不少零部件和元器件产品的产量已居世界榜首。这就是制造业以加工组装环节为主体的整合。

  制造业的垂直分工是产业价值链的分工,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产业价值创造活动分为三大环节: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生产环节又可分为一般零部件(含原材料,下同)制造和技术密集的核心零部件制造。跨国公司首先转移的是一般零部件制造和成品组装,总的来说是先转移生产活动环节。正如台湾经济研究院高长先生在“台湾电子产业两岸分工与全球布局策略”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台湾电子产业到大陆投资趋势,呈现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现象。而随着大陆市场开放及产业群聚之发展,台湾厂商生产活动移往大陆情形愈来愈普遍,两岸功能性分工的格局已愈明显,大陆逐渐成制造基地,台湾母公司主要负责研发设计、行销等业务。这种趋势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对台湾与大陆经济、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贡献。

  这是资本所有者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愿望和行动,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呈现的制造业在全球配置资源的主要趋势。但是,还应该看到另外一种趋势,即产业的垂直整合趋势逐渐浮现:包括松下、GE、LG、英特尔等200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中国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吸引力还将持续上升,它拥有居世界第二的研发人员数量,拥有比日本还多的博士,以及和美国数量接近的大学理工科毕业生,而且在中国只需花1.5万美元的年薪就可以雇用一个能独挡一面的高级工程师。另外,全球快速技术变迁与技术扩散带来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对市场多变的快速反应要求(中国具有制造业最大的市场潜力),也加速了这种垂直方向上的整合。上述在两个方向上分工、整合的双重趋势,使得技术转移过程中学习模仿和自主创新逐渐融合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创新体系,这一点下一节将专门阐述。

  3.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通过技术引进,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大力推进了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在科技全球化、产业信息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

  先从笔者主持的一个案例研究——我国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来论证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制造业技术创新将呈现的新的发展趋势。

  (1)家电制造业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过大量引进设备和技术为第一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来家电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国外跨国家电公司大举进入我国投资,竞争加剧,这是第二阶段。对技术创新过程而言,前者主要是模仿、学习和吸收,后者则是转移、渗透、融合和本土化,其实质则是市场竞争推动下企业的必然选择,也是科技全球化背景下的技术资源转移规律的体现,均遵循了最小化技术创新成本这一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理性原则。

  (2)在技术全球化的趋势下,家电企业之间的技术依存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行为,通过国内外的技术合作、跨国并购、购买等研发国际化的方法获得技术将是家电企业的必然选择。

  (3)随着信息技术(1CT )的发展,现代制造业正面临着技术共享的机遇,新的技术创新可以很快被模仿,产品的差异正在消失,技术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因此,技术引进(外来技术)和技术创新(自主技术)之间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

  对于技术密集的装备制造业,以近期调查的中芬合资生产造纸机的维美德西安造纸机械有限公司为例:合资前,企业产品的最大幅宽为2640mm,车速200M/min ,单价2~5百万元;现在已发展到幅宽5000mm ,车速1300M/min ,单价8千万~1.45亿元,实现了质的飞跃。由于中方学习并掌握了技术,目前,多数纸厂要购该厂的产品,而不要芬兰维美德公司的产品,因为质量基本一样,但后者的价格要高得多。即使对于技术最密集的产业民用干线飞机制造业,80年代中期在上海中美合作生产MD90干线飞机,通过顺利试飞,并且很快拿到FAA 适航证,具备了小批量生产能力,验证了我国作为干线飞机的制造和总装能力。

  由于民用飞机制造业的特殊性,官员们确定的赶超目标达到了,但市场却是无情的,“连美国人都承认‘中国人造的飞机质量好’了”,但“目前,这两架中国造的具有90年代先进水平的飞机,仍停在大场上飞厂试飞站,无人认领……”但是,仅就技术而言这个项目是成功的,证实了中国人的学习、模仿与创新的能力。综上三个案例可以证实:无论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一般制造业(如上所述家电),还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高、精、尖产品,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制造业的技术创新都将呈现上述家电典型案例的基本趋势,也是规律。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将是一个收敛的过程,制造业中的某些行业收敛得快一点,某些行业收敛得慢一点,不可能永远当跨国公司的“技术附庸”。对发达国家来说,技术上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暂时的。由于新技术的信息迅速传播,技术差距的时间越来越短,比较优势的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美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格瑞斯在《全球化:创造性破坏》一文中,从另一面阐明了技术创新的这一趋势。

  最近我见到一位生产汽车模具的民营企业家,他说:“我相信,10~20年之后,我国汽车制造业将像今天的家电制造业一样,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此话不在于结果的准确,而在于对一种趋势的把握。

  4.现代制造业将是企业小型化与企业大型化并存,21世纪中小企业将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在网络化基础上的专业化、虚拟化成为21世纪制造业技术与经营管理的一大发展趋势。

  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技术和资本均很密集的产业领域的确是跨国大企业的传统领地。在21世纪,由于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多变性和不易预测性,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市场不断分化瓦解,要求生产柔性化、组织机构和管理动态化;企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而协作和联合将进一步强化,制造业将更加全球化。在产业信息化的背景下,这些变化必然推动在网络化基础上的专业化、虚拟化,也必然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网络化是进一步专业化和虚拟制造的技术基础。

  专业化:由于网络化能降低交易费用,必将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因而更具社会化,并在生产上变得柔性化,在企业组织上变得动态化。

  虚拟化:“虚拟”就是将现实物理系统映射为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物理系统。虚拟制造是以计算机支持的仿真技术为前提,在产品设计阶段,实时地、并行地模拟出产晶从设计开发到制造全过程,能使人感受并认识到未来产品的性能和制造系统的状态,从而可以作出前瞻性的决策与优化实施方案。

  虚拟企业是分散网络化生产系统的同义词。它是“灵捷”制造的基本的动态组织形态,是为了赢得某一市场机遇,围绕某种新产品开发,集成为靠网络联系的阶段性经营实体,也称动态联盟。这种多变的动态组织结构把很大范围内包括人在内的各种资源集成在一起,实现技术、管理和人的集成,因而能对市场需求快速响应。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主要是这种利用网络技术打破时空间隔的新型公司之间的竞争。

  尽管网络技术是虚拟化的技术基础,但我不主张不顾条件和时机一哄而上地采用网络技术,从局域网到英特网。根本问题是把握住“虚拟”和“网络”这种思路和哲理,它是虚与实的统一,是分散与集中的统一,也是大与小的统一。网络不等于网络技术,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王缉慈在《网络环境:产业组织的创新形式》一文中认为:“网络是在市场以外以及等级组织以外的新的组织形式。它比市场稳定,比等级组织灵活。”该文接着提出基于网络的新产业区概念:“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小企业综合体,是培育竞争优势产业的地方创新环境。”最后指出了我国企业“上规模”的认识误区。但至今还没有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反而发展到像大学合并“上规模”这种政府主导的风潮。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清理整顿行政性公司(实际上走了过场)之后,集团化的风潮一直延续至今,用词也不断翻新,如当今流行的“资产重组”、“企业并购”、组建“联合舰队”、“打造航母”等……并说是为了提高竞争实力,以抗衡跨国公司的竞争。但实际上大多数的“重组和并购”并没有实现产权多元化,而是国有单位的合并和兼并,有的就是行政性公司的翻版。这种集团化风潮经久不息的原因在表面上看来是企业大与小的认识问题,就是所谓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实质上是制度性障碍所形成的“官本位”,因为企业越大掌管国有资产的权力就越大,实际对应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当然“控制权收益”就越多。正如张维迎的研究《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中的观点:“公有经济不仅没有能消除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反而使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而一些在私人企业间很容易实现的增强效率的兼并,在国有企业间很难进行;另一方面,一些私人企业间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无效率的兼并在政府的操纵下频频出现。”笔者指的应该是后一种频频出现的无效率的兼并,因为只有政府具有强大的威力能体现在产业政策、发展战略和规划中,当然更能体现在行动上。但是,上述观点中关于“一些私人企业很容易实现的增强效率的兼并,在国有企业间很难进行”的论断,其前提国有企业间“增强效率的兼并”可能是小概率事件,不“从根本上改变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即使兼并障碍消除了,兼并后会增强效率吗?显然,在失去普遍意义的前提下设定的博弈模型还有多大意义呢?笔者是想说明十多年来在集团化风潮中的企业兼并主要是国有企业间的“权力重组”,产权障碍的作用必然体现在兼并后的低效上,这方面的案例太多了,不过能看到的案例分析不多。李平关于《企业集团的形成、组织和绩效——辽宁60户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集团案例分析》一文说:“发现企业集团资产规模的扩大或企业人均资产规模的提高不但不会提高企业集团的资产利润率,反而会导致其下降。”并指出:“政府过多的扶持政策反而破坏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利于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由于大多数产业(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都把组建企业集团作为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战略措施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该清除的思想观念障碍。

  5.制造业的市场化、民营化是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可逆的大趋势。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一书中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深层次改革”指出:“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表明,当前制约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企业发展的关键不是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而这一体制问题,也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的体制问题,更是国家(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问题。这一体制的直接表现就是国家直接拥有企业,并直接(由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这完全是正确的。但如何解决这个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该书提出了“充分市场化转型”的改革目标。并解释:“充分市场化转型就是通过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公平、法制的竞争环境,在国有企业自身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将制造业企业彻底推向市场,各种所有制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在企业体制改革层面的必然要求,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向。”“实现了充分的市场化转型,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困扰中国政府和社会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就将成为历史。”这一理论的基本点是:“市场机制是最重要和基础的。对制造业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而言,充分的竞争性市场是改革的关键。”“产权机制的改革也是必要的……不能简单地否定国有产权体制,而要积极地运作好国有产权,找到国有产权与市场经济结合的良好模式(途径)。”其具体的途径是众所周知的原则:如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塑造企业市场主体、卸掉企业历史包袱、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要素市场、转变政府职能等。在塑造企业市场主体中首先谈到了企业产权体制改革,要实现国有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其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对同一企业中的国有股份分由若干个国有企业持有、国有企业之间相互参股,以及引入非国有股等形式,使这些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二是引入非国有股东。对非国有股东的引入不能仅仅从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层次上看,应该进一步从利用私有产权的配置效率优势优化国有企业运营的层次上看待此问题。”

  院士们的这一理论使我想起了10年前林毅夫的理论: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这个问题在当时经济界争论了一阵子,后来大多数学者包括某些政府部门(如国家统计局)对于竞争性产业从国有经济中退出形成了共识,即实现民营化。民营是民有民营的统称,是一种不太严格的叫法,但已成为惯称,其本质是产权具体而清晰地归属到人(民)。市场化是对整个经济体制而言的,企业的产权是它的核心部分,或者说民营化是市场化中对产权问题的明确回答。制造业是竞争性产业,逐步实现民营化这不仅是大趋势,也是市场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但它仅仅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笔者本来以为制造业的民营化趋势早已为现代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所论证,并且在许多地方“只做不说”,大胆推进民营化的实践比理论更超前。正如秦晖所说:“这种要在一年内乃至几个月内一举改变产权并且彻底落实到具体老板的气势,真有点让中东欧的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最‘激进’的方案也为之汗颜。”没想到院士们的理论不能与时俱进,其充分市场化转型根本不充分。对于国企改革产权多元化问题,国企之间的相互参股已在过去多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浪潮中走了形式,证明无效;至于引入非国有股,如果让它控股,则成了民营企业(台湾规定:如果民间资本不小于51%就是民营企业),反之,在国有股控制下怎么能“利用私有产权的配置效率优势优化国有企业运营”呢。总之,笔者无法理解“……所谓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困扰中国政府和社会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就将成为历史”这一庄严承诺的可行性。

  到今天,竞争性的制造业从国有经济中逐步退出实现民营化,已经不再是要不要民营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营化的问题。学者秦晖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在分析了大量“中国式私有化”事例之后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避公正问题,以及作为公正前提的权力制衡——政治民主问题,无论‘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会导致对民众的掠夺。”并在最后指出了希望:“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的确可以由于‘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可以说,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也是中国在‘转轨效果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希望所在。”

  6.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也叫“块状经济”。

  对于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现象,克鲁格曼曾提出过报酬递增模型。“块状经济”完全适合于报酬递增模型,并且形成了独特的“集群优势”。所谓“集群优势”的核心就在于集聚体的正外部性而导致的规模递增效应(共享机制)以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互动机制。其具体的优势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利用的规模经济优势;市场拓展的规模经济优势;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规模经济优势;配套和服务的规模经济优势;技术和管理创新的规模经济优势全球体现这种“集聚优势”的“块状经济”很多,国外以美国为例:有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群、克利夫兰的油漆和涂料业群、加利福利亚的葡萄酒业群、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群等。在国内,从大的方面讲,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经济区,也是三大电子产业群;至于较小的“块状经济”,仅浙江省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全省88个县市区中,就有85个县市区形成了“块状经济”,年产值超亿元的区块519个,“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吸纳就业人员380.1万人,约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在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有52个区块的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在我国,确立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集群战略是很重要的,但决不是政府去制定战略并进行战略实施,而是依靠民间创新,市场引导。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综合投资环境建设上:不仅提供公共产品,搞好基础设施的建设,致力于普通的、基本的全民教育,还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保护,以最少的经济管制,最少的政府垄断和行政干预来保证自由的企业、廉洁的政府和竞争的市场,以及诚信宽松的融资和税收环境。适当淡化GDP 及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意识,以地区小气候造就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形成要素流动的“洼地”。

  7.关于政府的定位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一书又创造了一个新理论概念“国家经济控制力”。说是“与制造业的‘充分市场化转型’相适应,国家应研究在推进制造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以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手段加强对全国制造业的控制力,并实现从‘国有经济控制力’向‘国家经济控制力’的重要提升。”并“我们定义‘国家经济控制力’为国家的政权统治、驾驭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能力。”“‘国家经济控制力’概念的提出,目的是为了完善国家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手段,强调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所以,国家经济控制力并没有否定国有经济控制力,相反,提高国家经济控制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国有经济控制力。”“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不仅体现在国有资本的规模及其对国民经济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也体现在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主体对国民经济的管理能力和控制能力上。”——控制力已经很强、很大了,但还不够,还要强化对民营经济的控制力:“而与此同时,就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控制力也应该有更高一层的认识,实际上通过国有资产的控股、参股以及政府法规的管理,国家对民营经济可以有足够充分的控制力。”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就是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如此强大的控制力必然回到前面所说的:把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对策放在“强政府”的主导作用上,如制定产业政策、设立专项计划、集中管理、实现赶超等。

  在制造业中体现政府控制力过去用得最多的是产业政策,该书特别强调今后还要运用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对产业活动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具有其特殊作用。”更直接是对的,因为产业政策的推行主要是通过差别政策对各个企业的支持或限制来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往往直接面对企业;至于“更深刻”,笔者仍以“家电案例”研究为代表来评论以往发布的产业政策。

  在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中中国是一个制定各行业产业政策较多的一个国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推行产业政策的大国,家电行业也不例外。

  从实施结果来看我国家电行业的产业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家电行业生产能力扩张过快,中央政府在家电行业开始推行以限制进入为主的产业政策,但是这种控制家电行业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以及盲目引进的产业干预政策的作用很小。80年代以后家电行业的迅速增长和竞争力的极大提高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迅速增长的消费需求的拉动,也是家电行业大规模引进的效应所致,当然后来出现了家电产业引进技术和设备的规模增长过快,导致产能严重过剩,那也是受市场机制的引导,高利润率的家电产业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推动,加上市场进入壁垒不高才是进入过多和引进过快的真正原因,因此这一阶段政府推行限制家电产业引进、违背市场运作规律的产业政策作用和效果甚微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二阶段是90年代中期以来,家电产品供给明显超过市场需求,市场向优势企业集中,行业的进入壁垒大为提高。这一时期的“重复建设”主要是家用电器和电子器具制造业中的大型企业相互交叉扩展产品,如长虹、TCL 等生产电视机的企业生产空调器,海尔生产电视机,生产洗衣机的荣事达开始生产电冰箱……另外,外资进入很快达到饱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1995年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妙l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家电列为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后不久,世界著名的跨国家电公司几乎全部进入中国。这一时期竞争趋于白热化,但大大加速了产业的技术进步,特别是企业适应了环保和节能等世界家电发展趋势(如中国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上签了字),把绿色环保家用电器技术和电子控制技术作为产品更新的重点,产业技术创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CFC 替代工作进展很快,到1999年其削减比例就已经达到60%左右。

  以上可见,家电行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主要是靠引进技术和市场竞争加剧推动的,政府在家电行业推行的产业政策例如限制引进、控制外商投资家电产业的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很小,甚至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90年代初期政府对当时两个热门产品(空调器、录像机)严厉的限制和干预,录像机完全按照政府的安排做得尽心尽力,投资30个亿的华录集团被突然“冒出来”的VCD 技术一下子陷于被动而不得不改产,损失惨重;而空调器则完全违背了政府的意愿,基本上放开了竞争,今天看来,我国空调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高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实施产业政策的成败来“更深刻”地进行反思。至于“具有其特殊作用”则是起到了“设租”的作用,这是无法回避的。

  强调产业政策的人最喜欢举日本的例子,这是由于没有作产业深入研究的结果。美国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和两个日本学者,根据十年的研究成果,写出《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一书,他们“对于产业的全面研究发现,在日本大多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政府的参与非常少,包括轿车、录像机、机器人、照相机和视频游戏。在这些部门,竞争几乎没有政府介入,很少有补贴、卡特尔和合作研究”。相反,对于化工、航空器、软件和金融服务业,则广泛实施了产业政策,有日本政府广泛的参与介入,频繁的合作活动,以及持续提供的保护,因而导致竞争力削弱,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综上所述,与对上述案例和日本的研究相反,“国家经济控制力”这一新的理论概念如果为政府所爱并采纳,则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将要后退:国有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扩张,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进一步强化,政府管理职能进一步“错位”……面对现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规则,我们怎么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难道我们要走“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第二个印度吗?

  政府到底如何定位,只有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冲破上述各种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政府才能真正转变职能,从“错位”走向正确的定位。

  8.关于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

  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影响到各产业在制订发展战略与规划时都把科技提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推进科技创新?则还是要求政府重视,专项支持,强调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可能是我们产业(行业)的技术专家是参与制订战略与规划的主体,因而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推动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即制度创新。

  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不少经济学家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秩序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框架中进行考察和审视,形成了意识形态、产权和国家三方面的诸多观念和理论。结合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借鉴这些观点和理论,可以初步领悟到我国市场取向改革过程中关于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观念的更新;以产权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深化改革;在政企分开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仅就相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制度创新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运行机制。正如戴维·菲尼(Dawid Feeny )所指出的:“……技术变化固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然而就技术变化过程而言,人们认识到了无论就导致技术变化来说,还是就使人们具有认识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的能力来说,制度所起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张维迎则从更广更高的层次上指出:“国际竞争的核心是制度竞争。伴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国与国、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演变为制度的竞争,公司治理结构的竞争。”

  2000年12月,杨小凯教授在北京天则研究所演讲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并与JeffreySachs 、胡永泰共同发表了《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他们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其制度,虽然可以导致落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后发国家应由难而易,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在没有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林毅夫提出了不同观点,林的观点在多处表明,国家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赶超战略,由于技术创新成本低的后发优势,成为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关键,从而认为后发劣势的出现不在于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体制的改革就进行技术模仿,而在于技术模仿的赶超,不得不导致了各种制度的扭曲。

  笔者认为,发展战略、经济制度和共和宪政体制是在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的论题,是不能放到一个层面上进行比较的。发展战略是最低的一个层面,可以说主要属于技术性层面,如果一个国家只要解决这个层面的问题就能使经济持续长期增长,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同意林文的一个观点,即国家干预经济过多必然产生制度扭曲。因为经济制度问题是较高层次的问题,正如笔者前面说到的比较优势和赶超两大战略之争应抓住经济制度这个根本点。但是,林认为只要选准了发展战略就可提高经济效率,可以避免出现寻租、预算软约束、裙带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均、宏观经济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其实,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战略只是一种思维,而不是管理,在政府不断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时建立一个自由、宽松而有序的经济环境,市场会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不会说话的市场将自动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至于共和宪政体制,它属于最高层次的政治制度,技术层次和它相距甚远,很难说模仿、学习的先后之分,但它与经济制度改革是不可分的。可以说,共和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一样是最不坏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中国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生产集聚地之一,进而发展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

  1.当前我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与差距

  根据有关资料:200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约为4.2万亿元(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下同),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41%,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8%;制造业就业人员8000多万人,职工人数3000多万人,分别约占全国就业人员的11%,全国职工人数的28%;制造业企业缴纳税金4960亿元,占国家税收总额的30%;制造业工业制成品出口2930亿美元,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90%;制造业以高于GDP 的速度增长,我国1980~2002年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9.7%,而制造业相应的年均增长率为12.2%。

  据初步统计,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照相机、收录机、程控交换机、计算机主板、光盘驱动器、显示器、棉布、化纤、服装、皮鞋、钢、拖拉机、化肥、摩托车等上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在全球位居首位。目前,我国制造业已成为最大的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就业的重要市场和出口的主力军,是技术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的份额从1980年的1.4%上升至2002年7%左右,约相当于美国的1/3,日本的1/2,与德国接近,暂居世界第四位。

  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到美、日的1/20,英、法、韩的1/10;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6%左右,而发达国家则为40%~50%,反映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企业低水平重复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这方面的资料很多,这里仅作最简要的介绍。

  2.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预期

  国与国之间制造业的竞争首先体现为生产率的竞赛,即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竞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是像克鲁格曼所说的仅仅由增加投入所带动的短期增长(Krugman ,1994)。王小鲁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1979~1999年21年间经济增长率比改革前2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6个百分点,占40%。单就制造业而言,Adam$zirmai 等人对中国制造业1980-1999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进行缜密的测算,并与美国制造业同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比较,其结论为:在1980~1992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3.4%,与同期美国几乎同样的增长率增长;而从1993~1999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以年均6.8%的令人吃惊的速度增长,超过了九十年代给人深刻印象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至少超过1.5个百分点。中美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进程已经开始。黄勇峰等还对此进行了《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与以上研究结果相呼应,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制造业开始表现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对于新世纪的头20年,王小鲁作了一个极为审慎的预测:GDP 增长率保持年均6.4%的水平,到2020年人均GDP 将达到2000年的3.1倍,超过2500美元(按1999年汇率计),达到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见世界银行,1998)。中国将告别贫困。根据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这6.4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中要素贡献为4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2.4个百分点,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0.9个百分点。笔者认为把90年代其他因素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当作后20年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未免过于保守,正如该文所说“技术进步和创新将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在测算时却忽略了。笔者在前面较详尽地谈到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即在技术的扩散、转移和共享中,通过学习、模仿和创新,实现内外技术的融合、本土化,从而达到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接近。只要有合适的制度环境,后发国家技术进步这一趋势和规律必将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

  两院院士也作了一个预测,2000-2020年,GDP 增长率约为6.7%(前10年为7.25%;后10年为6.25%),二者是比较接近的。在此基础上应用一般均衡模型方法预测制造业相应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前10年为7.5%;后10年为6.5%)。

  笔者对上述预测作一个简单的推算:90年代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为2.3%,后20年假定为2%,我国制造业先按上述7%计算,则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由2002年的7%提高到16.57%。根据历年的统计经验,制造业的增长率至少比GDP 增长率高2个百分点。显然无论是按GDP6.4%或6.7%的增长率,制造业增长率只按7%预测是与GDP 的预测相矛盾的(暂且不论前几年制造业的增长率12%以上,落差如此之大)。如果我们将制造业的增长率相对GDP 的增长率调高不到2个百分点如8%,则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是22.38%;如果再保守一点,制造业的增长率取中即7.5%,则其对应值为19.30%。因此,在正常情况下进行保守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份额将是20%左右,应该是世界制造业的一个较大的生产集聚地,进而发展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是完全可能的。

  3.不断清除制度性障碍,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我们的预期可以实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面临日本和欧洲制造业咄咄逼人的攻势,曾经称雄一时的美国制造业面临“渐次衰落”。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率委员会组织了一大批专家教授,采取就8个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下而上、广泛调查的研究方法,对美国制造业的问题和前景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深入研究。面对一大批具体的、多样化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数据,通过反复讨论去估量和评价这些证据,得出了一个文字不算多的报告:《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一般来说在面对经济衰退的不利形势下,按我们的思维习惯,一定会要求强化政府的保护与支持,而何况当时面对的强对手是当时干预经济的“强政府”国家如日本和法国,但教授们得出的结论却并不认为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对企业的支持有什么好处,实际上今天的日本也明白了这一点,正进行艰难的改革。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一方面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转轨之路的诸多问题使人困惑,我国25位院士加上40多位专家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30位教授相比是一支具有绝对优势的研究力量,但院士们的研究得出了相左的结论。前面关于“国家经济控制力”的理论已经介绍清楚了,其关键词是“控制驾驭政权”。众所周知,现代国家对经济不应该是驾驭而是宏观调控和创造好的市场经济环境,其基点不是控制而是“松绑”,按“游戏规则”充分竞争,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体制下的自由经济。经济对政权统治的关系很简单,经济垮了政权统治就要动摇甚至垮台。但决不能说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强了,政权就稳固了,往往是适得其反。

  本文第二部分已经通过对制造业发展趋势分析以期澄清若干有争议的观点,并希望能清除某些观点上的障碍。只要观念上的障碍清除了,当前我国制造业在制度上的障碍就显而易见了。但要清除制度性的障碍即制度变迁就很艰难了,因为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者会极力反对。尽管这样,还是要努力不断去清除制造业最根本的发展障碍。笔者一生在对制造业学习、实践中不断总结所接触到的问题并进行了研究。在此简单地提出一些应予澄清并清除的制度性障碍,障碍清除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但愿能朝这个方向走好。

  首先,要深化制造业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

  约在10年前,国务院就下文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其主要精神是充分发挥市场对投融资活动的调节作用,企业是竞争性项目基本的投资主体,建立投资决策自主、风险自负的自我约束机制,政府要逐步从竞争性项目投资中退出……上届政府曾公开承诺的五项改革中就有投融资体制改革。但事实上此项改革没有深化下去,政府在商业银行和企业之间退不出来,甚至强化了行政审批投资项目的作用。在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对此意见很大,一个好的项目要审批几年,而市场不等人,项目还没上就失去了市场机会。即使项目未过时,也使项目的前期成本大大增加,特别是社会成本中租金的增加,还败坏了政府的形象,腐蚀了政府工作人员。

  这一行政审批制度的取消并不会带来多大麻烦:把国企的投资项目交各级国资委负责,并把项目责任制落实到具体的人,以此来考核干部;民间投资和外资则采用项目备案制,但要依法明令项目应符合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的要求。

  对于制造业其他行政审批制度也要进行彻底的清理。例如生产许可证制度早就证明无效,只会增加企业负担,“耗人耗租”;对于强制性认证目前涉及的面过宽,造成虚假的认证,反而欺骗了消费者。总之,要从事前审批尽快过渡到事中,事后依法监管,并坚持公开、公平的原则。

  其次,深化行业协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把制造业诸多行业协会办成真正的民间组织,成为企业家俱乐部。

  80年代末期,国家管理制造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如轻工、纺织、机械、化工、冶金、有色等工业部(总公司)中的专业司局、处,开始办行业协会。到1998年机构改革撤消上述各部(总公司)变成国家经贸委管理下的国家局。此时,制造业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多达300多个。分别由各国家局等部门进行业务归口管理。2001年在各国家局主管的行业协会之上成立了联合会,一般由国家局局长兼联合会会长,联合会对经贸委负责代管各协会。到今年本届政府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各协会又归国资委主管并由联合会代管。从行业协会上述历史的演变可以看到,它始终是依伴着政府,带有准政府的特征,仍不能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与塑造下,走进市民社会,成为企业家自己的民间组织,即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体现“小政府、大社会”的非政府组织(NGO )。这种依附于政府的行业协会,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如组建的自主性、人事的自主性、权利来源的自主性。而联合会则背靠国资委仍沿引原来国家专业部(局)的方式和思路进行工作,如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行业会议(类似于过去的厅局长会议),会长常以行业最高领导的身份出行考察、参加各种庆典、作指示性的讲话等;对内则把握各协会的人事大权进行指挥,布置工作。制造业这种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不能充分发挥企业家的积极性,有时甚至还要受到不必要的多余管制,既不利于行业的发展更不利于我国朝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演进。笔者调查了一个“中国林纸企业家俱乐部”的组建和活动情况:它是由国内著名的林纸企业家倡议组建的林纸企业高层人士进行沟通交流的民间“沙龙”,完全民办,具有非政府性、开放性、公益性、中介性、自愿性、自治性、自律性等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基本特征。自2002年3月成立以来,目前已有会员单位39个,会员企业目前的生产能力约1100万吨,大部分为中、高档产品,代表了目前中国浆纸制造业的新兴和主导力量。笔者参加过该俱乐部两次会议,会议的研讨性发言很有水平,往往开成国际性的会议,近期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参会人员中海外(美、日、芬、加、韩、台等)同业人士在70%以上,会议规模为100多人。可是这种行业协会的新模式,却不能在民政部进行登记,名不正言不J顷。因此,改革现有组建行业协会的审批制,降低登记门槛;破除双重管制,取消业务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协会行为的监管,促进行业组织之间的平等竞争;在自治自律的条件下,一切权利来源于同业的企业家,最终办成真正的民间组织,这是方向,而且应该扎扎实实地进入改革的实施阶段。

  第三,应尽快从推行产业政策大国的“路径依赖”中挣脱出来,对于以往为制造业制定的差别性产业政策应一律废止,并为新的对企业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所取代。

  产业政策的推行主要是通过差别政策对各个企业的支持和限制来实现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国家某部门出台的五类产业政策:倾斜性、鼓励性、竞争性、限制性、保护性产业政策。除了第三类竞争性产业政策是创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政策环境实现优胜劣汰以外(本应适应于全部竞争性产业,但前提是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骨干产业除外,这还有什么公平和公正?),其余四类无非是限制、淘汰和保护、支持。显然,一部分企业将受到政府干预的限制,一部分企业将得到政府的特别优惠。不同利益集团为了获得这种特殊利益,总是争相竞争,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产业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公共选择的特征。政府在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成为博弈的一方,有其独特的利益。这种差别政策甚至成了“寻租”的机会和腐败的根源。有人形象地描述某些优惠政策中的专项资金是“拿钱买腐败”,可以说不无道理。

  笔者并非反对一切产业政策,而是主张:对不同产业可以有差别性的产业政策,但对同一产业而言,不能对企业采取差别性的政策,对企业应该一视同仁,主要是通过税收、法律手段进行调控和引导。例如,大幅度降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增值税税率,消除或缩小销项税税率和进项税抵扣率的税率差,并统一进项抵扣率。这将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民增收有利。现在考虑推行产业政策应从过去的“扶优扶强”转向“扶贫扶弱”,政府不能嫌贫爱富,应首先面向广大弱势群体,并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实现机会平等来实现社会的公平。

  以上三点是制造业产业本身现行体制中最现实、最关键的制度性问题,对于一个开明而又睿智的政府是容易解决的。制造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市场秩序、金融环境、国企改革、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能源及农矿产品资源、教育与职业培训等,是政府和各界人士正在关注的问题,正在有序的改革中朝好的方向推进。

  总之,对我国制造业这样一个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竞争性产业,平等、有序、自由而充分的市场竞争能导致各种资源的最佳配置。市场化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的、规范的市场经济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府。对一个产业来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彻底转变职能,解决管理“错位”问题。当前最伟大的改革是放松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对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量行政审批权,对通过差别政策使企业竟相奔向政府的“凝聚力”,决不能被“路径依赖”锁定。其实政府不是没事干,而是政府要管的事很多、很难:最最重要的是管好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说就是要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其次是管好生态环境和公共产品的维护和建设;第三,对某些需要保护和支持的产业(如前所述的农产品加工业)制定一视同仁的产业政策。

  综上所述,不断清除观念上和制度性的障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制造业的定位过程,回答了“中国制造业到底如何定位”这一主题:把定位定在全球化时代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上,定在制度创新和政府的准确定位上。(作者单位:中国轻工业投资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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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德托佐斯等:《美国制造——如何从渐次衰落到重振雄风》,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