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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国有资本投资应率先提振市场的气势
发布:2024-09-09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阅读:648次   

欧美同学会金融委员会 2024年09月03日 21:14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杨琳 | 北京报道

“国有资本应该在投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何作用值得仔细思考。”不久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刚刚结束在深圳的调研,深圳的两种国资创投模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理论研究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关注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一直是黄益平秉持的工作方法。国资创投如何更好发挥作用?地方招商引资如何更好推进?如何有效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如何迎接和拥抱AI时代?针对一系列当下的热点经济话题,黄益平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国资在投资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黄益平:这个趋势确实需要关注。国有资本应该在投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作用,却是值得仔细思考的问题。

比如支持创新活动,在前端的基础性研究方面,国家资本的作用很重要,能够承担民营资本难以承担的角色;在应用的企业创新领域,国有资本介入就需要特别小心,关键是要顺应市场机制、克服市场失灵。

是由政府来选项目,还是由国有机构遵循市场化的方式做投资?从投资方式看,国有资本投资和政府主导投资是两回事。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应该相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最近去深圳的深创投调研,他们按照市场原则已经做了几十年,效果挺不错,有效地支持了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深创投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从一开始,政府就不干预人员、项目,而且投资决策与决策者的个人利益直接挂钩,这些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新加坡的淡马锡,也是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一个比较好的案例。

几年前我还调研过深圳政府搞的天使母基金,效果也不错。政府出资,自己不直接投,而是吸引全世界优秀的天使基金到深圳来做投资。母基金给天使基金提供一部分资金,投资完全由基金决定,母基金参与共担风险,却不收取回报。这个做法有很多好处,一是通过提供一部分资金,吸引优秀的天使基金来深圳做投资;二是充分发挥优秀基金的人才与机制作用,服务本地经济;三是通过壮大天使基金,吸引优秀人才到深圳来创新创业。这样的投资方式顺应市场机制,同时也为市场化投资机构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或激励,克服部分市场失灵。

所以,关键不在于资本是国有还是民营,而在于投资的方式和机制。

此外,近期民营资本投资积极性下降,这个问题可能更加值得关注。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创新增长是主要依靠国有资本推动的。

其一,民营资本缺乏信心和投资意愿,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其中民营资本能否真正享受到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待遇十分重要。其二,我国经济过去是粗放式的高增长模式,成本优势突出,技术难度相对低一些。投资者喜欢短平快、高回报的投资机会。但暴利时代结束了,未来投资人需要更加实实在在地支持创新,一方面投资的时候需要有耐心,另一方面得接受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

《中国经济周刊》:一些投资人提到,当下前沿赛道存在投资浪费的现象,如AI大模型出现“百模大战”,大量资本分散、重复投资,增加了投资成本,但可能对效果无益。您如何看待当下的这种现象?

黄益平:投资浪费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任何被追逐的投资机会都比较容易形成泡沫,造成浪费,这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现象。本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很多投资人的资金打了水漂。

值得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第一,在投资过度集中甚至造成泡沫的同时,有没有形成有价值的结果,比如创新性的技术。如果有,那么这个过程虽然会有点痛苦,但最终可能是值得的。第二,用于投资的钱是谁的,如果是投资人的,其实也没有问题,最多就是投资失败。但如果资金是国家的,那就需要追问,投资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比如投资成功了,投资人可以获得好的收入;投资失败了,个人也不需要承担太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与责任存在不对等,国有资金投资高风险的活动就需要特别谨慎。

毫无疑问,AI是一个富有前途、值得投资的领域。中国在这个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投法,仍然有许多值得细细琢磨之处。比如现在国内很多机构都在做大语言模型,因而形成了“百模大战”。但客观地说,这些大战主要集中在应用领域,原创性技术不多。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都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支持前沿原创性技术的创新,而不是在应用层面搞重复竞争。

《中国经济周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那么,过去地方的违规政策优惠行为给市场带来了什么问题?招商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您如何理解前述规定提出的必要性?

黄益平:在一些新兴产业,特别是新能源产品领域,“招商引资”政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政策过去带来很多成绩,但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放权一下子就提高了经济效率。过去各级政府特别重视经济增长指标,所以有学者称之为“GDP锦标赛”。放权和激励相结合,推动了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

不过,虽然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有利于效率改进,但它不等于市场化改革。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很多决定权仍然在政府手上,只是从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方政府,这是现在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改革。

这也符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建设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提供公共服务。过去,地方一把手化身地方经济的CEO,花了很多精力去招商引资、配置资源、布局产业,但部分地方政府的一些做法已经变成影响效率的因素、导致风险的源头。

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几乎每一个地级市都想要有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因为这与中央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开展招商引资,提供各种补贴、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免费的土地使用等,但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干扰市场和资源配置。

现在全国有七八十家电动汽车企业。但专业人士认为,将来大概只能剩下三五家。这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电动汽车行业将会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调整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些地方吸引的企业,技术水平并不高,甚至有的企业因为经营不善想关门,但政府因为担心由此带来的影响,不让企业退出。这些不但降低了行业发展的质量,还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过剩产能的风险。

所以,《决定》也专门提出来,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这是一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改革决定。

《中国经济周刊》:在《读懂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您探讨了资本市场需补强的功能。您也在演讲中提到,资本市场从融资市场走向投资市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那么,资本市场的投资服务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黄益平:资本市场发展了30多年,目前确实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边际资本产出率这个指标,即每生产一个新的单位GDP,需要几个新的单位资本投入,其实就是反映金融效率的指标。这个指标在2007年是3.5,现在翻了一番,这就意味着金融效率可能下降了一半。这也从一个维度表明,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体系没有很好地发挥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也没有变成中国家庭可以依靠的、稳健的管理财富的有效渠道。我国的老百姓有很多储蓄,所以需要管理财富,但缺少手段和渠道,只能把钱放在银行,过去是买房地产,现在房地产下行,银行的存款回报也不可观。简单来说,老百姓存了不少钱,但没地方投资。大部分居民的收入都来自劳动性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对老龄化时代的经济来说,是巨大挑战。

其实应该考虑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起起伏伏很正常,波动有时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如果监管部门因为关注资产价格的起伏与水平,而试图管理资产价格,可能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市场也就很难发展,更不可能有效地服务企业融资与家户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宏观政策应如何调整以更好地刺激消费?

黄益平:过去的宏观政策刺激多数是推动一些项目,有“铁公机”的说法,修了很多铁路、公路、机场,直接支持消费的政策相对较少。

从目前来看,政策已经在调整了,最近政府制定了不少直接、间接支持消费增长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希望很快能够见到效果。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样真正把支持消费的政策落地。近期国家在推动耐用消费品以新换旧,它是很直接的举措,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从老百姓收入、社会保障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出发,比如落实数量庞大的城镇农民工社会福利,国企资金划转社保基金缺口、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这些都是极大的刺激消费手段。

这个过程取决于问题复杂程度、力度有多大,重要的是尽快见到效果。中国的改革很多是渐进式改革,很多问题需要一个过程,但要逐步去做,让老百姓真正感到更多实惠。

《中国经济周刊》:当前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它会给劳动力市场结构带来什么变化?

黄益平:未来劳动人口减少,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也许能让经济增长放缓的进程减慢,甚至可以弥补劳动人口下降的缺口,推动经济稳健增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劳动力市场结构大变迁的时代,会有一批人被淘汰,而被淘汰人群的就业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代,最近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早年的人工智能主要是替代简单、重复的劳动,现在却开始替代一些高技能的劳动。无论是高技能还是低技能,被替代掉的劳动力都存在再就业问题。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今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来到北大国发院,她在讨论环节提到,美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小镇蓝领青年的问题。美国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获得了非常多的好处,产业升级了,收入提高了,经济发展了,但有一批人被抛下了,这批人就以小镇蓝领青年为代表。他们的技能和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失去了再就业的能力。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万斯所写的《乡下人的悲歌》,也反映了美国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而且矛盾非常突出。我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但这也给我们带来启示:人工智能大力发展后会不断冲击劳动力市场,我们要高度关注一个问题,即如果有一批人被人工智能淘汰,若这些人很难再就业,我们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保障。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当然要站到人工智能创新的前沿,培养非常优秀的人才,如数据、算力、芯片等领域人才,这能让替代过程留有余地。

将来,学生掌握某项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有观点认为,国家不需要那么多大学,可以多办一些中专、专业学校、技校,这样学生一毕业就是熟练工人并在专业技能上十分擅长,过去德国是这么做的。但现在看来,这个做法可能不合时宜了。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尤其是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可能比掌握一种专业技能更重要。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