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应邀专家
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发展
作者:胡鞍钢、黄鑫    发布:2024-03-26    阅读:33453次   

胡鞍钢,黄鑫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4-03-25 21:29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其显著特征和突出品质。中国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应地从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生态赤字快速扩大期、再进入生态赤字缩小期、局部生态盈余期,未来将转向生态盈余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转型、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特色制度体系创新等方面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基础性问题,结构性压力、根源性压力、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为此,中国必须坚持长期主义,避免短期机会主义,坚持绿色增长,追求绿色发展的长期价值,并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即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协同并进,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双向发力,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并行不悖,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紧密结合。

文丨胡鞍钢 黄鑫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黄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原文载丨《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网络首发时间2024-03-19
引用格式 | 胡鞍钢,黄鑫.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发展[J/OL].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https://link.cnki.net/urlid/11.4558.G.20240319.1353.002


一、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将长远目标与阶段性任务结合起来,以独特的务实主义(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创新主义(即创新发展)、渐进主义与长期主义方式逐步共同推进,通过连续制定和实施若干个国家五年发展规划,每隔五年上一个新台阶,分别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即基本解决温饱(1990 年)、达到小康水平(200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0 年)。未来,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35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50 年)[1]。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长期探索、不断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认识到绿色发展是突破传统现代化的生态困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逐步形成了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主流的绿色发展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十大关系思想[2];20世纪70 年代,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强调协调发展思想[3];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4];21世纪初,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思想[5];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6]。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全体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7]。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8],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而且对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目标是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主义[9]。 

本文以中国式现代化与绿色发展为主题,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概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来源,突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划分人与自然关系从生态赤字走向生态盈余的不同时期;总结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根本性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基础性问题和尚未缓解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进而提出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绿色发展强调的是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彰显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其中一个新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论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即顺应自然规律,自律利用自然,与自然长久共存、永久共处的自然观和哲学观,不仅“天人合一”,更要“天人互益”[10],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处、共存、共荣;二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11];三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即“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12]。如果说西方式黑色现代化模式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不给后人留下后遗症、 不断子孙路,而绿色发展则是“前人种树(指生态投资),后人乘凉(指生态效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以及“造福人类,惠及全球”,并且经过交融与贯通,最终集合古代现代化的人类智慧之大成,融合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形成中国绿色哲学观、自然观、历史观、发展观[13]。 

中国可持续发展不仅吸收了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而且充分反映中国因素,逐步开始中国反思,在实践中凸显中国创新。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面对不同的发展难题和困局,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为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绿色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推动经济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转变,逐步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二)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绿色发展是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既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也没有成熟的发展经验。中国独辟蹊径,通过自主创新、大胆创新、实践创新、科学创新,创造性地提出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因为,中国不仅有其发展优势(如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而且还有其制度优势 (即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规划优势(如国家五年规划、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等)、政策优势(如环境生态保护政策、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绿色创新政策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等)。 

绿色发展是一个复合的系统,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五大系统(即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 科技系统以及全球系统)的整体绿色现代化[14],也就是实现五大系统的总福利最大化。中国式现 代化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目标是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一是实现自然系统的绿色发展目标,从生态赤字缩小并转向生态盈余;二是实现经济系统的绿色发展目标,从经济增长最大化转向净福利最大化;三是实现科技系统的绿色创新目标,从科技创新到绿色创新、科技财富到绿色财富;四是实现社会系统的绿色发展目标,从社会不公平发展转向社会公平发展,从部分人群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先富论)到全体人口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共同富裕论);五是促进全球系统的绿色发展目标,从中国绿色发展到国际可持续发展(SDGs),进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特别是实现双碳目标。 

从发展意义看,中国创设了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走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道路;从发展逻辑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追求的是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模式,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逐利本性和资本逻辑,为全球南方国家创新和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15]。 

(三)人与自然关系将从生态赤字走向生态盈余 

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都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根据不同的指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只是不完全性地反映了发展及发展阶段,因此需要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嵌入其中,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生态赤字快速扩大期、生态赤字缩小期、生态盈余期(详见图1)。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后期,在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会达到生态赤字的高峰,之后才会逐步修正传统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经济发展逐步与资源消耗、污染排放脱钩,从而进入生态赤字缩小期。但是,自然系统的承载容量是有限的,为了避免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 中国实施绿色政策、创新绿色技术、开展绿色合作,提前进入生态赤字缩小期,即将进入生态盈余期。

11.png

1. 生态赤字持续扩大期(生态赤字缓慢扩大期和快速扩大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建设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仅用了三年时间(1949—1952年) 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中国逐渐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期。1952—1978 年, 中国GDP年均增速达到6.0%,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1.5%,人均GDP年均增速为4.1%[16], 但同时伴随生态赤字持续扩大。中国能源损耗占GDP比重从1973年的0.3%提高1980 年的11.3%,远高于同期美国的4.1%;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从1970年的0.8%上升至1980年高峰的19.7%,远高于同期美国的5.7%。其中,煤炭租金占GDP比重在1982 年达到高峰的 8.7%,石油租金占GDP比重在1980 年达到高峰的12.3%。这表明,中国的煤炭、石油等主要能源价格被严格控制,与国际市场价格计算的煤炭、石油价值及其生产总成本之间差距过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经济起飞(即经济增速超过7.0%)阶段。1978—2000 年,中国GDP 年均增速高达9.7%,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 11.6%,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 4.4%[17],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为0.454,即经济增速增长1 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增长0.454 个百 分点,能源损耗占总国民收入(GNI)比例从1980年的11.4%降至2000 年的1.7%,已经接近美国的0.7%,反映了中国能源价格逐步放开,能源使用效率持续提高。中国煤炭租金占GDP比重在 1982 年达到高峰,为8.7%,而后下降、再上升,于2008 年再次达到高峰,为5.0%,随后持续下降, 到2021 年降至0.6%。中国原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比重基本在70%以上,直到2016 年降至 70%以下,2022 年仍高达67.4%,然而,煤炭占能源消费量比重已经从2009 年的71.6%降至2022 年的56.2%[17]76,这也是能源损耗占GDP比重下降的直接原因。

2. 生态赤字缩小期 

进入21世纪,中国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基数庞大的人口总量持续增长,资源消耗总量大,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不断下降,且达到历史最低点;另一方面,生态基础薄弱,环境污染十分严重,自然灾害影响愈来愈大;同时,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2005年,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节能减碳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中国紧抓新世纪的历史机遇,2001 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21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十五”计划,把环境保护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之一和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18]。“十五”计划提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综合国力,为全面开展 环境保护奠定基础,继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为做好环境保护工 作提供重要保证;强调要加强生态建设,推进东北、华北、西北防护林体系建设,抓好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等天然林保护工程,加大防沙治沙力度,加快小流域治理,减少水土流失,遏制草原退化和荒 漠化,并且抓紧环京津生态圈工程建设,加强自然保护区和生态示范区建设,保护陆地和海洋生物 多样性;同时,还要加大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继续抓好重点流域、区域、海域的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加强环境保护关键技术和工艺设备的研究开发等。

“十一五”规划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规划[19],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首次采用约束性指标,共计6项(全国总人口增长、单位GDP能耗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耕地保有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森林覆盖率)。据统计,除单位GDP能耗降低接近规划目标之外,其余约束性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原定目标,尤其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明显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累计下降14.29%,化学需氧量下降12.45%,均超过了约束性指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了 69%,明显超过60%的预期目标。国家和各地区均加强了对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达到了9507亿元,相当于“九五”时期(1010亿元)的9.41倍;从占同期GDP 的比重来看,“十一五”时期最高,为1.84%,“十三五”时期降至1.07%(详见表1)。中国持续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仅有力改善了民生、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使得生态资本损失与GDP之比持续下降。

12.png

从主要生态指标来看,中国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05年的0.45提高至2020 年的 0.55,农业灌溉用水总量有所减少,从2000年的3784亿立方米减少至2020 年的3675 亿立方米; 耕地面积(保有量)基本保持在1.2亿公顷(18亿亩),农业增加值却从2000年的1.47 万亿元[20] 上升至2020 年的7.80 万亿元[21],实际增长48.8%,年平均增速为4.1%。2000—2021 年,中国森林覆盖率从18.21%上升至24.02%,森林蓄积量从113亿立方米提高至194.93亿立方米[22],保持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双增长”。在全球森林面积减少的情况下,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绿化面积。“十三五”期间,中国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3060万公顷(4.59亿亩),草原荒漠化、沙化、石漠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整治修复海岸线 1200 公里、滨海湿地2.3 万公顷(34.5 万亩),治理修复历史遗留的废弃矿山26.67万公顷(400多万亩);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不断完善[23]。

从主要环境指标来看,2000—2020 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呈波动递减趋势变化,根据历年 《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年报》,在2005年达到峰值(为2549万吨),2015年下降至1859万吨,2020年直接降至318万吨,减少了87.5%;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从2000年逐步下降,“十一五”时期,超额完成了总量减排任务,“十二五”时期,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累积下降12。9%,“十三五”时期,化学需氧量又下降13.8%;固体废物综合处理率持续提升,到2010年达到66.7%;城镇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有较大提升,到2010年均提高到70% ~80%之间。中国火电脱硫机组比例从2005 年的12%快速上升到2010年的82.6%,2015 年已经提升到96%。中国七大水系国控断面好于域类比例从2005年的41%提高至2010年的55%;用水总量从2005年的5498亿立方米达到 2010 年的6022 亿立方米,累计增长9.5%,平均每年仅增长1.8%。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四个 “五年规划(计划)”的实施,明确并顺利完成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约束性指标,生态环境质量保持改善态势,生态赤字进一步缩小,生态账户出现局部盈余(详见表2)。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28倍,货物出口总额增长了8.69 倍,而能源消费总量仅增长了3.39 倍。这表明,中国从用能结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等方面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image.png

3. 生态盈余期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国内储蓄率大大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而且在扣除了自然资源损耗率之后的真实储蓄率,即国内净储蓄率也高于美国、欧盟和日本。本文计算真实储蓄率的公式为:真实储蓄率=名义储蓄率-自然资产损失-自然灾害损失+绿色投资+外部自然资本输入(净初级产品进口) +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支出+卫生支出) +知识资本(R&D支出)[24],而根据该公式计算的真实储蓄率总是不同程度地低于名义储蓄率,揭示的是“看不见”的自然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抵消了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如果提高真实储蓄率就意味着降低自然资产损失或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指教育、研发支出)。1980—2010 年,中国真实储蓄率增长了一倍,从13.7%提高至48.8%,2020 年仍高达49.5%。教育和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持续提高,2020 年分别增加至3.6%和2.4%;自然资源损耗比率在2010年达到高值,之后开始下降,2020年分别下降至0.5%(详见表3)。中国保持较高的国内净储蓄率,说明国内创造了较多的绿色财富和生态红利,经济发展方式从黑色向绿色转型。

123.png

中国名义储蓄率相对较高,长期保持在30% ~60%之间,2010年达到最高值52%,尽管2020 年下降至44%,仍远高于美国的19%、欧盟的25%,以及日本的27%。按真实储蓄率来看,中国从1982 年的23%上升至2010 年32.4%,2020 年下降至17.5%,仍远高于美国的2.1%、欧盟的 5.8%,以及日本的3.0%(详见表4)。 

中国能源损耗占总国民收入(GNI)比重从2000年的1.7%上升至2008年的4.2%,达到第一个峰值,随后开始下降,直到2011年达到第二个峰值3.2%,而后继续下降;2020年,中国能源损耗占GNI比重下降至0.4%,已经非常接近美国水平(详见图2)。这一变化说明,中国在生态赤字缩小向局部生态盈余转变阶段,经济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和改善效率实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在“十三五”时期取得系统性成果,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极大提升,自然资源损耗大幅减小,为新时代进入生态盈余奠定前提与基础。

124.png


中国绿色投资比重明显上升。2021年,全球绿色投资规模已达到5.2万亿美元。中国在绿色生产生活等领域未来将形成规模庞大的发展增量,孕育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每年可达到10万亿元级。中国绿色信贷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末,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的余额达27.2万亿元[25],存量规模居世界首位,主要投向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领域,可以极大地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会提升国家总体实力。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成为世界市场自然资本“净进口”大国。2001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高达457郾 4 亿美元,相当于GDP比重的3郾1%,高于同年初级产品出口的263郾5 亿美元[26],2022 年, 中国初级产品进口额高达10897 亿美元,相当于GDP 比重的6%,明显高于初级产品出口额 (1 696 亿美元)[17]93。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2008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这表明,中国有能力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生态资产,进口大量的能源、资源、原材料等,成为生态资 产损失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力资本快速积累。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首次提出人力资本指标,包括教育支出指标、卫生支出指标、研究与开发支出指标,并指出到2020年,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15%,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3%,人才贡献率达到35%[27]。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健康、研发等人力资本投资稳步增长。2022 年,中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61329.14亿元,首次超过6万亿元;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次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例首次超过4%,2022年增加到4.85万亿元,连续11年占GDP比重在4%以上[28];2012—2022 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从2.89 万亿元[29]增加到8.48 万亿元[30],占 GDP 的比重增加到7%,其中,政府卫生支出由0.75万亿元增加到2.39万亿元。同时,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自2012 年突破1万亿元后连年增长,到2022年突破3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2022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首次突破了2.5%,基础研究投入比例连续4年超过6%[31]。由此可见,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突破了早期设定的33%的目标。人力资本投资的大幅增长,不仅提升了国民文化素质和健康素养,而且实现了人力资本积累和进步,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 

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推进绿色发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长期主义道路上,中国通过持续的绿色投入、自然资本进口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来增加自然资本,生态承载力将保持正增长,生态账户将趋于平衡,切实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达到“天人互益”,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境界,真正进入生态盈余期。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转型、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特色制度体系创新等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经济社会发展迈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新时代,中国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2022年,中国重点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下降至29 微克/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为86.5%,二氧化硫浓度为 9 微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平均浓度为21微克/立方米[32],从而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之一。2022 年,中国地表水优良(Ⅰ-Ⅲ类)水体比例达到87.9%,劣Ⅴ类断面比例为0.7%[33],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基本消除,长江干流、黄河干流历史性全线达 到域类水质,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提高17.6个百分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34]。2022 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9%[35],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垃圾遍地、遍地垃圾”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如期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口”目标,累计减少固体废物进口1亿吨[36]。 

(二)生态保护修复能力显著增强 

中国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部署开展的一系列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简称“山水工程”),并取得了开创性进展。中国实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率先在国际上提出 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2022年10月,自然资源部编制完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37],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和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分别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38]和 30%[39]以上,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总数达到2200 多个[40],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中国贡献。2021 年10 月,中国设立首批5个国家公园,建成首个国家植物园和种质资源库[41],据统计,超 300 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42]。中国持续加大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力度,实 现内陆七大重点流域和主要江河湖海休禁渔制度全覆盖[43],70%大中型湖泊透明度增加,湖泊整 体变清,水质总体状况趋好[4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累计造林6800万公顷(10.2 亿亩),森林 覆盖率提高到24.02%,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最快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45];累计修复红树林面积已达2.92 万公顷(43.8 万亩),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46];累计完成高标准农田超过6666.67 万公顷(10 亿亩),稳定保障1 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47];累计完成防沙治沙1880 万公顷(2.82 亿亩),种草改良4000 万公顷(6 亿亩),实现由 “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率先在全球实现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缩减”[48]。此外,中国通过深入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整治修复海岸线近2000 公里、滨海湿地超过4万公顷(60万亩)[49]。 

(三)绿色低碳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持续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2012—2022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超过6%的经济增长[50],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2022 年,中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较2012年降低了9%以上,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51];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超过35%,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态势[52],碳汇能力持续提升,其中,森林碳汇增长7.3%,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增碳汇国[53]。2021 年,中国启动碳市场上线交易,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2022年,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和清洁发电体系,其中,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和在建核电规模均居世界第一[54],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增长到25.9%,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2007 年72.5% 的高峰下降到2022 年的56.2%[17]76,下降了16.3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1 个百分点,预计 “十五五”期间降至50%以下。2012年以来,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用水量)、地耗(建 设用地使用面积)分别下降26.4%、46.5%、38.6%,主要资源产出率累计提高近60%[55]。中国数据中心电能使用效能(PUE)持续下降,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带动行业持续提升能效水平[56]。 

中国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2013—2021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速的贡献高达38.6%,超过G7国家总和,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57]。2022年,中国制造业 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提高到近30%,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58],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成效明显,培育的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总产值达到20万亿元[59]。2022 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15.5%和 31.8%[60],较 2012 年分别提高了6.1 和3.6 个百分点;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 “三新”经济增加值相当于GDP的比重持续提高,达到17.36%,其中,第一、二、三产业“三新”经济增加值占比分别为4%、44.2%、51.8%[17];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8年稳居世界第一,光伏产业链主要环节产量全球占比超过70%,绿色产品供给能力显著增强[61],并且推动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生产效率提升34.8%,碳排放减少21.2%[62],实施“工业互联网+绿色制造”,培育推广“工业互联网+绿色低碳”解决方案,推动行业和区域绿色化转型。 

中国创新能力整体提升较快。以2015年为基期(为100),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达到155.7, 年均增长6.5%,比同期GDP增速快0.8 个百分点;4个分领域指数即创新环境指数、创新投入指数、创新产出指数和创新成效指数年均增速分别为7.0%、5.6%、9.4%和3.6%[63]。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连续10年稳步上升,2022年位于第11位,位居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首次拥有与美国相同数量的TOP100科技集群(21个)[64],展现出最大的科技产出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0%[65],一大批创新成果引领中国制造业向绿色化、数智化转型升级,带动中国从黑色制造转向绿色制造。 

(四)全球生态治理贡献日益突出 

中国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等倡议,为全球生态治理凝聚了强大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履行《巴黎协定》中的相关国际义务,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2年12月,中国作为主席国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达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66],中国不断加强绿色“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会同31个共建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67],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并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生态系统恢复十年(2021—2030 年)““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年)”等行动计划[68]。 

(五)中国特色制度体系持续创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69]。中国在自然生态环境领域开展重大制度创新与实践,中国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基本形成了生态环保领域“1+N+4”法律体系和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而“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则高度概括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巨大成就。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70],标志着中国步入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新阶段。2020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的绿色原则为民事活动规定普遍限制[71]。2011 年2 月,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取消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72],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2015 年8月,中国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到实处。这些在世界上是极其独特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 

从自然国情来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1.2 亩),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 0.18 公顷(2.7 亩)的44.4%。2021 年,中国淡水抽取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14.6%,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量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36.2%,林地面积占世界总量比重仅为5.5%。耕地、水、林地三大关键性资源匮乏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制约因素。为此,中国先试点探索、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田长制,并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了目标———责任关系的重塑、治理成本的降低、激励机制的改进,破解了资源与环境管理的社会悖论[73]。这一些重大制度创新,本质是中国政府治理作为最大公共产品的生态环境独具特色的“承包制”,主要管理对象遍及全国各地森林、河流、耕地具有基础性、规模性、弱质性、外部性以及差异性。2006年3 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64],首次明确了不同规划指标的属性,将资源生态环境指标均作为约束性指标[19]。约束性指标是考核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些目标,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均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建立了约束性指标的分包制、承包制,同时开展年度评测、中期评估、后期评价,极大地纠正了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偏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中国正是基于约束性指标任务的顺利完成,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四、中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目前,中国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仍居高位,环保历史欠账尚未还清,生态环境质量由量变到质变的拐点尚未出现,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还面临基础性问题和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四大压力。 

(一)基础性问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传统的环境问题,改善基础还不稳固,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差距。一是空气质量总体受气象条件影响大。2022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 平均浓度分别超标25.7%、31.4%[74],秋冬季大气污染依然较重,区域性重污染天气过程仍时有发生;春季沙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大。二是水生态环境不平衡现象和水质型缺水问题依然突出。富营养化(蓝藻水华)、饮用水源地污染、地下水与近海海域污染、新污染物、生态用水短缺等问题仍存在,入海河流断面总氮浓度持续反弹,特别是降雨时氨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浓度达到劣V类。黑臭水体从根本上消除难度较大[75]。三是部分地区土壤污染持续累积,严重生态破坏问题屡有发生。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农村生活污水无序排放问题依然突出。农业面源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治理。四是噪声、油烟、恶臭等易发多发,成为影响群众获得感的突出环境问题。 

(二)结构性压力:节能降碳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一是产业结构偏工业、工业结构偏重工业,面临降能耗和稳制造两难选择。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占比曾长期处于40%以上,近5年才降至40%以下。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根基,是大国经济的压舱石,必须要维持制造业占比稳定。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为33.5万亿元, 占GDP的27.7%[76]。但是,中国承担的加工制造环节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单位GDP碳排放量高。第二产业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70%左右,化工、建材、钢铁和有色四大高载能行业能源消费量占全社会的比重一直在30%左右[77],是工业领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迫切需要克服传统 产业的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通过转型升级来推动碳减排进程。2022年,中国生产了全球60%的粗钢、58%的水泥、70%的水泥和31.8%的汽车,单位GDP能耗约为经合组织国家3倍、世界平均水平1.44 倍[78],这也是能源消耗总量大、单位GDP 能源消耗强度高的重要原因。中国制造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难度要远大于发达国家。 

二是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大,控煤减碳背景下保障能源安全难度大。2022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上升到25.9%[17],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低碳化、清洁化趋势。但煤炭仍是国内第一大主体能源,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中发挥兜底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煤炭含有88%左右的中等品质烟煤和劣质褐煤,仅有12%的优质无烟煤[79]。煤炭燃烧的碳排放占到能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近八成,“减煤限煤”成为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的主要举措,但是短期内控煤速度过快、力度过大,会引发能源安全问题,如2021年出现的拉闸限电现象。中国在双碳目标下,尽管推进发展新型电力系统,但是由可控连续的煤电装机占主导向稳定性偏弱的新能源发电装机占主导转变,对电力系统调峰的灵活性和保供的安全性以及机组启停、 调试、低负荷运行中污染物达标排放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新能源安全替代能力还没有完全形成,亟需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三是运输结构不合理,偏重公路、偏低铁路和水运。中国交通运输业的碳排放量占碳排放总量的10.4%[80],公路运输碳排放量占比80%以上,其中,重型货车碳排放接近1/2;水路运输和民航运输碳排放量占比相近,为6%左右。铁路碳排放量占比最低,不到1%[81]。中国铁路运输总体比例不高,一方面,公路和铁路运价倒挂,降低了铁路运输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铁路运输条件、市场 定价等方面还不适应现代物流和供应链发展的需求。目前,中国多式联运的发展比较缓慢,由于公 路、铁路、水运等不同运输方式基础设施衔接不畅通、信息互联共享机制不健全,很难提供全程一体化物流服务,导致“最后一公里”不畅通。 

(三)根源性压力:统筹发展和保护的深层次矛盾凸显 

一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基数大、能源转型起步晚、碳中和窗口期偏短。中国各类主要工业产品生产、机动车保有量等导致的污染物排放仍处于高位,且保持持续增长态势,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消耗尚未实现实质性脱钩。预计未来5—10年,中国钢铁、建材、石化、火电等主要工业行业产品产量仍处于高位平台期,能源结构调整仍是一个长期过程,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全球平均用时53 年,美国用时46年,西方发达国家超过70年,中国只有30年)实现双碳目标,任务艰巨。 

二是累积性、复杂性环境风险长期存在。中国经济格局的不平衡不充分造成地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积累了较多的环境欠账和生态问题,主要涉及21个省份的生态脆弱区,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弱、气候敏感程度强、时空波动性大、环境异质性高特征显著,局部地区生态破坏、生态系统质量功能问题仍然突出,包括工矿业污染带来的水环境风险、矿山开采和小水电建设造成的生态资源退化问题等。此外,中国老旧城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污水管网建设,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烧 还存在突出短板,固体废物处置难度较大[82]。总体看来,中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存在巨大的压力。 

三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存在短板弱项。中国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协调,生态环境保护职能交叉重复,部门之间多头治理,联动配合不够紧密,统筹协调监管能力存在不足,未形成“一盘棋工作 格局等问题;跨区域、流域环境管理体制有待完善,缺乏多样性的联合执法协作机制,特别是流域水环境联合整治难度大;生态补偿、损害赔偿机制不完善,环境产权不明晰,补偿标准不明确甚至偏低且缺乏可持续性。同时,市场经济手段利用不充分,绿色金融服务能力相对不足,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绿色产业相对比较单一;公众环境保护的“知”与“行” 存在较大差距,公众的环境忧患意识和环境索取意识远高于环境参与意识和奉献意识。此外,公众参与程序、途径和方式还不明确。然后源治理的科技支撑与需求还不适应,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在实践中做到精准、科学防控还存在差距;基层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不足,随着社会步入高速发展时期,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多发频发,基层政府应急执法偏差、执法力量与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都需要加强防范以利于化解重大风险。 

(四)趋势性压力:国内和国际环境治理形势复杂严峻 

一是国内资源能源的刚性需求将保持增长。中国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缓慢,前沿技术创新、高精尖产业发展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未来一段时间,能源消费还将保持刚性增长,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矛盾将长期存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双重压力夹击下,个别地方为追求经济发展指标,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发现,仍有一些重点行业产业结构调整落实不力,部分企业还存在牺牲环境搞发展的机会主义行为。 

二是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大国责任越来越重。外部环境不稳定成为常态,国际可持续发展挑战日趋复杂,环境问题政治化趋势不断增强。一方面,国际舆论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增多,甚至编造“中国环境威胁论”,抛出“中国环境责任论”,要求中国采取大力度减排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和组建亚投行的过程中,环境标准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突出,生态环保国际合作水平有待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约束条件更为严格。此外,欧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设置绿色壁垒,企图通过不公平竞争手段遏制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平衡发展利益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83]。 

三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增加,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新污染物,涉及产业链广泛,其环境赋存更为分散,对生态安全和人民群众健康构成威胁。目前,中国新污染物风险防范和治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有效防范新污染物风险的目标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 


五、中国以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人与自然、发展与自然矛盾突出的历史阶段,要真正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善,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量变再质变的过程,需要深刻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自然国情,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性、长期性问题,以及结构性、根源性和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的总体形势。加快并持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既是可选之路,更是必选之路。为此,中国必须坚持长期主义,避免短期机会主义,同时,必须坚持绿 色增长,追求绿色发展的长期价值,才能不断创新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现代化。 

(一)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 

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的关键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方式。因此,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长远发展,中国要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内在 要素,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环境污染防治标准提升,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和绿色转型升级。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另外,还应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辅助生 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手段,推动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和环保产业发展,将生态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效益内部化,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二)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协同并进 

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协同并进的关键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为主线的生态环境战略新格局。中国要高质高效地实现美丽中国,必须按照“中长期战略规划指导、分阶段行动方案支撑”的原则,将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分解为阶段性不同行动步骤。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84]。因此,国家层面应该出台美丽中国建设五年行动方案,构建各领域行动体系;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以精 准、科学、依法治污为引领,以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切入点,从重点区域、重点行业、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问题重点突破,打好攻坚战、持久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从系统性、长期性 的战略视角,建设面向美丽中国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保护大格局。 

(三)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的实现,需要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协同发挥作用。2024 年1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加快 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85]。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合理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激发创新驱动力是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在支撑和引领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把绿色创新作为全部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前置环节,所有创新成果都应符合绿色发展的标准要求[86]。基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潜在的卡点瓶颈,加强基 础性、紧迫性、前瞻性、颠覆性及耦合性重大科技创新的一体化,实现生产力进步对生态环境正向反 馈[87]。以服务经济主体和提升生态福祉为导向,完善多元化的绿色创新激励制度(绿色投融资机制、碳汇交易机制等),充分释放生态环境制度在激发绿色发展动能、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赋能作用,为更具有绿色低碳竞争力的产业提供创新补偿,增强创新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 

(四)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双向发力 

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双向发力的关键在于完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中国在国家五年规划中设 立绿色生态约束性指标,并要求强化落实,形成了绿色发展的倒逼机制。在长期生态环境治理过程 中,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三线一单”、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均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起到强有力的助推作用。进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还需要健全台账管理、督查问责、“回头看”等倒逼政策制度发挥作用,同时也需要建立正向激励发展机制。采取正面典型通报表扬,并辅以政策倾斜、资金支持等激励措施,即使出现失误,也要予以充分理解,实施容错机制,最大化的激发基层环境管理部门和企业主体的治污内生动力。 

(五)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并行不悖

多元参与与协同治理相结合的关键在于构建新时代环境协同共治模式,解决生态环境治理外部动力不足和内部动力疲软问题。从治理客体来看,山水林田湖草沙以及海洋治理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发挥“一盘棋”统筹效用。从治理主体来看,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程度、效用边界和路径选择直接关系到环境治理成效[88]。在加强长期执政党提升国家绿色发展能力和治理效能、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等方面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主导(掌舵者、协调者和监督者)作用,合理吸纳市场和社会的参与资源,还权于市场,放活环境市场“无形之手”,还权于社会,补强以公众为主体的社会“自治之手”[89]。以流域治理为例,中国水环境、水生态问题涉及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的管理部门,不仅需要深化多方协同,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法治等多种手段打好组合拳,还需要引入社会支持,包括公开听证、第三方评估以及公众参与监督等,从而激发全社会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构建生态环境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六)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紧密结合 

实践探索与经验总结紧密结合的关键在于彰显中国特色,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形成鲜明的绿色化转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从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由无到有、深化推进到地方政府开展“两山银行”等实践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方式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转变。中国不断拓展绿色发展内涵, 统筹国际双碳承诺和国内绿色发展实践,发挥美丽中国先行区、先进典型示范引领,推动形成美丽 省域、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等实践体系,分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享绿色发展实践成就和经验做法,进而阐明中国携手世界共建美丽地球家园的决心和信心。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

编辑 | 郭璐蕾
审核 | 鄢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