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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尚希:防止中国经济步入新“L型”,需要一次更广泛的改革
发布:2023-08-01    来源:经济观察报    阅读:5205次   


 宋笛 杜涛 经济观察报 2023-07-29 17:26 发表于山东





在刘尚希看来,要稳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迫切需要进行城乡二元制结构改革,而这场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将会更多涉及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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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笛 杜涛








“现在要考虑的是目前经济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拐点,如果是拐点,经济就会继续下行,难以回归既有的增长轨迹,进入一个新的‘L型’。”7月20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表示。


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了复苏由强转弱的态势,一些超预期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其中一些此前未曾经历,尚缺乏理论共识。


经济学家不得不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个用于解释上世纪日本经济衰退的理论——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尽管很明显,日本和中国存在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本不应简单类比。


刘尚希是中国财政政策的资深研究者。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刘尚希、罗志恒等专家学者先后发言。


刘尚希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经济未达潜在增速,仍有宏观政策发力空间,可以采取降息、税优等措施,但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是否出现了放缓?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这与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的说法不矛盾,问题是如何使之变成现实?


这需要用风险思维、创新思维来思考和应对。


在刘尚希看来,潜在增速的放缓是由于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革迟迟未能完全推进,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数亿农民工处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漂泊”状态,他们既无法完全脱离乡村,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在这种状态中,实质的城镇化受阻,消费、投资的活力难以释放,长期需求受到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受影响。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是以社会需求的增长为条件的。


因此,要稳住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迫切需要进行城乡二元结构改革,而这场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将会更多涉及社会领域。


在刘尚希看来,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更多集中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上,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等治理范畴的改革上,孤立地看,取得明显进展和成效,但用系统观念衡量,依然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成为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下一波改革红利的来源。


“为什么我们经济领域这些年发过的一些文件,效果似乎不如以往?就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也是受社会改革制约的。要从经济这个概念上跳出来,超越经济,从整个社会去看经济发展”,刘尚希说。




一个新的“L型”?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我们目前经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吗?


刘尚希:这个要看接下来的政策抉择。现在要考虑的是目前经济是不是正在经历一个拐点,如果是拐点,经济就会继续下行,难以回归既有的增长轨道,进入一个新的“L型”。(注,2016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曾经经历过一个“L型”,即经济增速逐渐换挡的阶段)


这是要预防的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过去我们讲“L型”,现在是不是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L型”,如果有一个新的“L型”,我们又是在那条竖线上还是横线上?


经济观察报: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差别,2016年谈的“L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逐渐回归潜在增速的过程,但目前可能面临的“L型”并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是如果做对了一些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刘尚希:这将取决于两件事,一个取决于改革,一个取决于宏观政策。


因为改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下滑,那么实际的增长率是没有办法往上走的,靠着政策刺激也是没办法的。


现在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实际增速,一个是潜在增长率,二者差多少。


大多数判断我们潜在经济增速是6%左右,但上半年实际增速是5.5%,全年可能是5%,与去年两年平均计算则更低了,与潜在增速间还有距离,大概只到一半,从这个角度判断,宏观政策还是有空间的。如果这个空间没有了,政策工具箱里工具再多,也不能干了。


所以,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仍处于艰难的复苏过程中,没达到正常的增长状态,宏观政策还有空间,应该发挥更大作用。


第二点就是潜在增长率是不是下降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和很多制度安排、经济体制创新直接相关,若改革能趟过深水区,就能通过改革红利的释放去稳住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


当然这个要经过研究测算,目前普遍认为现在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滑。那么是什么问题导致了我们国家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非常复杂,但最核心最主要的我认为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就像一个陷阱一样,拖累了我们经济,使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升。




城乡二元结构拖累经济增长

经济观察报:怎么理解城乡二元结构拖累经济?

刘尚希:短期看,收入增长消费就扩大。从长期和宏观趋势来看,其实内需取决于一个国家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

市民的消费结构和农民是不一样的,我们提升消费水平和升级消费结构的最大机会,就在农民市民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之中。在静态的城乡结构下,扩大内需的空间很小。

经济观察报:目前我们城镇化的空间还大吗?

刘尚希:这些年讲的城镇化率,多是名义的城镇化率(注: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22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但实际的户籍城镇化率2022年只有47.7%(还包括县改区的被城市化的种地农民),两者差了17.5个百分点;而按照人口规模来说,大约有2.9亿人在城乡间呈现了这种“漂移”的状态(注:既是城市的常住人口,又是农业的户籍人口)。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收入增加了,他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都是难以上升的,挣点钱可能又回到农村去了。因为他对城市生活没有稳定的预期。他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代也是处于这种状态。从长期来看,消费怎么扩大呢?

这些年我们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有一点提升,但是跟全球的平均水平比是垫底的。在全球211个经济体里头,这两项数据比我们更低的只有10个到15个,而且都还是一些很小或很穷的国家。反过来说,我国一直是储蓄率很高的国家,不得不靠投资、净出口(顺差)来消化高储蓄。一旦走上这条路,要提高消费率则变得异常艰难。

经济观察报: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一些什么内容,有哪些因素导致了目前这种结构的持续存在?

刘尚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三个二元结构的叠加,一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二元结构,就是刘易斯阐述的,落后的农业与发达的工业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可以通过市场化、工业化逐步解决的。

但除了经济二元结构,还有一个社会身份二元结构:“农民”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特征,也是一个社会身份,“市民”也同样如此,现实生活中,这两种身份拥有的基本权利是不平等的。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就是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了,但这个流动只是说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流动,但你的家庭、老人、小孩,如果想一起迁徙到某个城市去定居,就难了。

即使你成了一个新市民,但子女教育、养老、社会保障等等这些方面,还是很难享受同等待遇。以保障房来说,大部分城市保障房都需要户籍,没有户籍的农民工,根本就不在保障房考虑范围内,即使诸如重庆这样的城市考虑了农民工,也是杯水车薪。

此外,因为在城里也只是打工,不确定性较高,很容易就会返回农村,因此企业的招工成本也会上升,这样就导致整个经济效率的下降。

二元结构影响的也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如果农民工迟迟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纵向流动固化,农民工的孩子还是农民工,还是一种漂泊的状态,这是不利于新老市民融合和社会稳定的。

经济观察报:你说了二元城乡结构的两方面:经济的和社会的,第三方面是什么?

刘尚希:我们国家公有制也存在两种形式。农村是集体所有制,城市是国家所有制。

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转让不能出村,没有市场估价。一来对农民来讲,宅基地、宅基地上的房产以及集体建设用地难以带来资产性收入。

但是城市就不一样了,市民买一个房子,房子可能升值了。现在统计,居民的资产百分之六七十都是房产,这个肯定主要是指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来说,他的房产不但不升值还存在贬值的可能。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所有制,和农民的收入其实没有关系,就是“大锅饭”;后来开始做很多新型集体的转型,比如合作社、“三变”(注:即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实际上是希望能够让集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这个过程,农村的资产、资源就可以得到市场估值,并在市场中流通。

从这个角度,眼下我们可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至少从城乡的角度来看,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农村大量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

很多农民辛辛苦苦挣钱,回老家在宅基地盖了一个房子,自己回去也住不了几天,甚至常年不住人,几年下来这房子破破烂烂的,实际上是辛苦积累的财富打水漂了。

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在劳动生产率、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上的提升,可能就已经到顶了。

其实这才是目前问题的根本,我想现在我们的经济出现这些状况,不能就今年来看,实际上2012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就在下滑。我们内需不足也不是说现在才开始内需不足,为什么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难以改善呢?实际上就是陷入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当中,拔不出来。

经济观察报:那我们为什么会陷进去呢?

刘尚希:城乡二元结构不是一天形成的。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村改革也仅仅是改变了原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比如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农村更深层次的改革后来就搁置了,因为我们转向了工业改革,主要是在城市里。

归根到底,是因为过去四十多年,我们的改革主要发生在经济层面,改的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这方面确实有很大变化,但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特别是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我们尽管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过三农补贴、农村公共服务,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但因为有这个二元结构,即使是在民生方面,城市享受到的“阳光”也是更多一些。

经济是嵌入到整个社会当中的,又受到社会的整体制约,但这个观察视角并不清晰,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经济与社会并列起来等量齐观,难以看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层制约。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其实是进入了社会结构扭曲的深水区,在扭曲中就像看哈哈镜,无法看清楚城市包容性缺失、社会不平等、机会不公平、就业和所有制歧视等对整个经济改革带来的羁绊。缺少整体观和系统观念,分领域的碎片化政策和改革,是难以看到成效的。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很多城市户籍制度已经调整了,但好像很多农民并不愿意去拿那个户籍,也不想成为新市民。

刘尚希:只能说当年农民想进城的时候,一些城市使劲的不让进城,现在需要他们进城的时候,他们也要考虑到房价上涨的压力,尤其是社会身份。而且受限于上面说的二元结构,他们也无法带着财产进城,享受不到城市市民的同等待遇,若还要放弃在农村的财产权利,那进城的农民就变成无产者了。农民进城落户的意愿下降,甚至出现了“非转农”现象。若成为一种倾向,这将是我国发展中不可小觑的风险。

对他们而言,原有集体经济成员的身份像一根脐带一样把他们拽着了,留在农村很难,出来也很痛苦,最多是打点工就回去了,就形成当前的这么一种局面。

但问题是对农村青年来说,就没有这么多考量了,他们更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宁可在城里漂着,如果不能真正让他们融入城市,随着时间的延长,他们会怎么样?



更广泛的改革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主要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就能获得增长?现在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挖掘新的增长?

刘尚希:这些年来我们经济思维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一直推进市场化改革。市场化改革目的是什么?通俗地讲,就是怎么挣钱,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国家强起来,相对于计划经济,承认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放开搞活,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再借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挥了我们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就慢于经济方面,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

有些人是担心农民大量举家迁徙进城后,一旦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怎么办,因而就有了所谓“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说法,农村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群。这就是说,要做一种准备:让三五个人去种一个人可以种的地,这样每个人就只是吃个半饱。历史的记忆总是担心农民没有土地,进城之后不利于社会稳定。

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改革,首先就是要取消这种社会身份划分,赋予市民、农民等不同职业身份人群以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个是属于社会改革范畴内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提“新型城镇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光让土地城镇化,光从经济的角度把农民的地征过来了,造房子、卖房子,城市里头一片繁荣,农民仅仅是个打工仔,也要让人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民的市民化。

这个困难是很多的,涉及很多体制机制改革的问题,比如农村“三块地改革”,以及农民进城后作为新市民,能否享受到和老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

从我们的调研来看,一些三四线城市放开户籍后,在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是优先老市民的,看上去新市民有“排队资格”,但不一定排得上。

经济观察报:以现在地方财政的状况,新市民排到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小?

刘尚希: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更难周全了,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我们过去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人不流动,可以按照地理思维去考虑问题、设计政策,但现在我们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地理概念的局限性越来越大。

在这个社会中,比如说我们的校舍、医院,它应当根据常住人口来考虑,而不是户籍人口,也包括我们讲的“编制”,比如,一个地方警察有多少,是不是应当与当地的常住人口有关,但目前这些编制的配置是按户籍人口来的,这就是很多地方有大量协警的一个原因。

这种按照户籍人口,以编制管理的体制,实际上是从计划体制一直延续到现在,它适应一个静态社会,在目前很容易出现失灵。

有时候我们去调研,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看我们是劳动力输出大省,这些劳动力从小受教育等公共服务,我们都付出了大量的成本,但是我们啥也没有,也没税收也没GDP,劳动力流入大省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分一杯羹?”,类似这样的区域利益协调问题不可能由地方之间一一去协调,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无疑是由中央来负责。

当这种涉及全国人口流动的事权时,就需要进一步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划分,适当上移是大趋势。

经济观察报:但就像你说的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改革本身也是一项非常大的改革。

刘尚希: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框架,还是过去的体制遗留下来的,它已经不完全适应于现在的动态社会。

经济观察报:最近也有很多人提到地方政府在支出责任上,开始越来越大,呈现了无限担保的趋势,这个也涉及到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的改革?

刘尚希:是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就是说在社会领域,应当是中央政府唱主角还是地方政府唱主角。

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由中央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是越来越大。比如说社会保障,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发达国家中央政府本级收入占60%以上,本级支出至少50%,而我们国家中央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40%多,分税制改革之后曾经达到50%多,后来逐年下降;支出方面下降得更快了,只有14%左右,如果把两本预算(注: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加在一起,中央本级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发达国家的财政比重也是逐步提高的,因为发展程度越高,跨区域的问题就越多,宏观的问题就越多,事权、支出责任不得不上移。这种变化趋势与制度无关,与发展程度相关。

目前地方不仅是经济发展的责任主体,也是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等等各种责任,都压给了地方,但地方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协调能力、解决跨区域问题的能力。层级越低,这样的能力就越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事权、支出责任也都需要上移;否则,治理成本将会指数化上升。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眼前是否也已经到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需要改革的节点?

刘尚希:迫切需要调整,不调整只会导致地方“小马拉大车”,效率越来越低,可能内生出一种风险:“治理失灵”,这种风险像“温水煮青蛙”,其过程难以直观感受到的。

各部门把责任层层下移,但权力都是在上头,这也就形成了一个权责的严重不对称。权小的责任大,权大的责任小。从一个基本的原理来看,权大的责任小,做决策风险小、成本低,就有可能导致官僚主义;而权小的责任大,只能被迫应付,就会导致各种形式主义。

经济观察报:所以目前,比如说部分地方债务问题,可能也不能完全是地方缺乏约束导致的?

刘尚希:当然。根本问题涉及治理,治理问题要考虑权责对称。

目前“权大责任小,权小责任大”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比较常见。在财政上体现出来就是“上面点菜,下面买单”,如果点菜和买单不是一个人,点菜的就会使劲点,因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每个部门发一个文件,实际上都含着“点菜”的意图,但各个部门横向间是“背靠背”的,“点菜”的时候总是会优先考虑部门的需要,“优先”太多,本来一人一个菜够吃了,但信息不对称,往往多点菜,地方财政盘子只有那么大,自然也就买不起单了。此外,在统筹协调不力的条件下,也容易在单一目标下“层层加码”。

实际上这些都属于治理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的变化,治理也要跟上。特别是一些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比如少子化、老龄化等,这些对经济增长当然会带来影响。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过去我们主要的改革主要协调了“市场和国家”的关系,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制于“国家和社会”关系,如果要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就需要更着力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刘尚希:是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结构就有三个维度,一个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维度、二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这是一个维度,还有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一个维度。

三个维度实际上组合成为一个国家的治理结构,每一个维度都很复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维度,中央与地方关系维度也有调整,但是在事权上没有根本性的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变化不大。




社会转型、法治化是注入确定性的关键


经济观察报:这些改革的推进对于长期当然影响重大,但似乎现在大家关注的更多的短期问题,比如“资产负债表衰退”,冲击政策等?


刘尚希:就是因为涉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缓于经济,带来了我们城市化缓于工业化,工业化提高效率,而城市化创造需求,当城市化放缓后,就会越来越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


刚开始可能没有太明显的问题,但逐渐的就会发现经济一年弱于一年,因为它的增长受到了城市化的制约。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内需扩大的源泉,当这个源泉流出的水量跟不上工业化的时候,社会总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循环就会逐渐放缓,增长动力日渐变弱。人的城市化是扭转这种状态的战略抓手,也是当前的着力点。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会担心说长期改革措施还没有见效,短期已经下行了,怎么办?比如我们看到经济出现了有储蓄倾向的人更多了,企业投资意愿也比较低等现象。


刘尚希:“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和投资,都是嵌入到刚才讲的治理结构当中的,社会转型没有跟上,消费和投资也没有后劲。为什么我们经济领域这些年发过不少经济改革的文件,效果似乎不如以往?就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也是受社会改革制约的。要从经济这个概念上跳出来,超越经济,必须从整个社会去看经济,才能看清楚经济的问题是什么、在哪里。


当治理跟不上导致内生的不确定性增多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容易进入一个收缩的状态。比如一些农民工群体,目前是比较迷茫的,他们的未来在哪?希望在哪?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企业也是如此。无论生活,还是工作,投资还是经营都会在不确定性中保持一个谨慎的状态。可能一些行业在风口上,也有国家优惠政策扶持,一时间还比较火热,但能不能成为一个长期的、普遍的趋势?


当社会转型落后于经济转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不确定性放大。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想进体制内,企业家也不敢投资、有房产的要变现、没房子的也不想买房子,当这些个体的选择汇总,就意味着资产负债表的收缩。


若举棋不定的人多了,社会的活力就下降了,经济的动力就会下滑。只有让更多的人明确了自己要干嘛,有了稳定的预期,不需要吆喝,投资、消费都会起来的。


目前的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结构性矛盾逐渐积累的结果,加上全球需求不足、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等外部原因以及老龄化、生育率降低等内部原因,就出现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以社会改革带动经济改革,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办好自己的事,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根本之道。


经济观察报: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注入确定性?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刘尚希:法治化是降低不确定性、提振信心的关键之举。政府要依法行政,企业也依法经营,出了问题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来解决,也不要随意地行政干预,该打官司打官司,政府别在那横插一杠。最近发的中央文件(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实际上也是强调这个意思。


经济观察报:目前似乎市场上更多经济研究者还是更关注刺激政策?


刘尚希:现在是市场技术派是主流,大家可能更关注各种短期数据的变化,“盯盘者”多。从市场出发,这样研究没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现象。针对改革、政策本身,可能还是需要有更多人来参与讨论。不仅学界要参与讨论,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要让全社会都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样才能在执行过程中降低阻力。


改革不仅是政府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辜朝明根据资产负债表理论给中国开出了刺激性财政政策的药方,但也有很多国内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毒药,你怎么看?


刘尚希:在当时日本那种情况下,如果财政紧缩,经济更起不来了,它后来刺激,如安倍“三支箭”,实际上也刺激不起来了。日本的主要问题是它的产业结构没有在危机中真正调整过来。它的服务业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再加上金融改革过快等等,政策接连失误。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面临着从资产负债的角度来看的风险,这主要是房地产领域引发的关联风险。


房地产关联着银行、上下游企业、居民部门甚至城投公司、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当房地产业扩张的时候,这些相关联的资产负债表都会扩张,大家的日子都比较好过。当房地产一收缩,这些资产负债表都会跟着收缩。如何妥善处理房地产问题,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问题,会影响中国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经济观察报:如果按你所说的,我们目前还没有真正进入一个所谓“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但是为什么好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一些“使不上劲”的感觉?


刘尚希:财政货币政策使不上劲,其效果边际递减,都是一个体制基础的问题,不是因为资产负债表。因为体制基础不健全,使得财政货币政策在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使不上劲。


货币政策的传导要看金融市场健全与否以及市场对利率的敏感性。现在金融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数量管控。数量管控还不行,就靠结构性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化的改革尚不到位,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当然就非常有限了。


财政政策则是处在“中央调控地方化”的体制下(注:即2008年后,地方在积极财政中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中央要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严格约束地方债务,地方受陷于种种困难之中,也难以进一步扩张,所以这个难题就又交给了中央。


从财政支出、基建投资的角度,目前还是有一个领域可以作为抓手的,即城市保障房建设。这个不仅可以解决大量农民工进城的住房问题,而且还可以拉动因房地产拖累而不振的建筑行业及其上下游,既促进了农民的市民化,又能解决了眼前政府投资出路的问题,更何况这件事情是迟早要干的。


经济观察报:今年以来,围绕经济政策有非常多辩论,为什么在经济研究者中,会有这么多分歧?比如前一段时间围绕“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讨论。


刘尚希:经济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分歧是很正常的。不确定就是说现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的趋势,超出了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和经验,这个时候就难以形成共识。


比如我们国家和日本并不能做简单比较,各方面差距差异都非常大,所以“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问题。但各种对经济的影响都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它实际上是一个结果。


经济观察报:如果是在目前的情况,其实你之前也提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传导都受阻,我们又需要一些立竿见影的措施,你觉得目前我们能做的最急迫的是什么事?


刘尚希:从财政角度来说,可以抓紧投资保障房,尤其是大城市的保障房建设,这是一个带动效应非常明显,乘数效应大的政策。


再一个就是降低利率。我们算过一笔账,目前企业贷款净利息支出大概有7万多亿,高于去年GDP的增量,这就是说,我们的金融产生了一个虹吸效应,当前至少要把“虹吸效应”止住。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如果要把“虹吸效应”打平的话需要降多少?


刘尚希:现在有的国企贷款利率降到了2%以下,但对民企来说利率会高得多,因为银行对不同的企业实际上它依据风险定价,利率是不一样的。风险定价,看似合理,但企业的风险处境与体制直接相关。


我们所说的降息是降低政策利率,但政策利率降下来以后,商业银行是不是跟着降,还很难说了。此外,采用何种货币政策工具,都需要再观察。


当前降息确实是有必要的,去年整个银行业的利润2.3万亿,有一定承受能力,但要消除金融“虹吸效应”,还是需要金融改革加力。


经济观察报:市场对于一些短期的政策还是很关心,因为它关乎我们的经济增长,对于解决你所说的诸多问题,经济增长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吗?


刘尚希:这是当然,现在最大的担忧就是我们是不是走向了拐点,经济增速会不会不断探底。一方面,我们要坚定信心,但另一方面,要有风险意识,要评估今后的变化趋势,以及对于我们实现2035年目标,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影响,包括可能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趋势的预期与判断,这都会连带影响外资外企、国际贸易和投资。


因此,目前推动经济复苏尽快回归正常增长状态,还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面,改革还是非常重要的,基于目前的状况,我们可能还是需要一次颇具深度和规模的改革,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