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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人口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的新冒险
发布:2023-06-05    来源:财经    阅读:2562次   


张舸 大势看财经 2023-06-05 11:36 发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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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就业结构性困难会进一步加剧。亟待通过深化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把握住“人才红利”的窗口期

文 |《财经》记者 张舸
编辑 | 王延春
人口的下降既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但它是一件大事。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但它对经济的影响却并非宿命。如何正确认识人口因素?经济如何借势再跃升?
2022年末,中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比此前联合国预测的人口拐点至少提前了五年,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此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逐年衰减,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势必形成一定制约。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来到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根据“十四五”规划,展望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人口负增长之下,这些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蔡昉在其新作《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中给出答案,“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也是改革红利应运而生的机遇。” 
人口负增长时代下,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哪些变化?人口红利还能持续释放吗?中国经济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为了抓住机遇应当如何改革?《财经》记者就以上话题专访了蔡昉。
蔡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曾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著有《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双循环论纲》《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作品,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等。在他会客室的书桌和沙发上,堆满了一摞摞学术刊物和各种资料,他自称是个“年轻老头”,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人口劳动经济学等领域的探路者。


直面人口负增长

《财经》:人口负增长时代下,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是会缓解就业矛盾,还是会加剧就业难题?
蔡昉:我认为,在人口负增长时代,就业结构性困难会进一步加剧。具体表现在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自然失业率上升。
在2010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峰,随后不断下降,劳动力逐渐出现短缺。这也意味着工资上涨,为了缩减成本,企业倾向于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力。而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型,社会的就业吸纳能力也明显减弱。我们发现,2004年至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名义增长率为11.5%,而制造业带来的城镇单位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1.5%,且自2013年以来均为负增长。
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来临,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峻,机器、新技术等资本要素对劳动力的替代也会更猛烈。尽管同时诞生的新兴产业会创造出大量新岗位,但新岗位往往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技能有较高要求,现有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一时间难以匹配。比如,一家传统工厂裁员,失业的车间工人未必能马上去招聘的人工智能公司就职。
因此,我预计,这类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未来会更加普遍。
《财经》:也就是说,即使疫情后经济恢复,这种结构性矛盾也无法缓解,甚至自然失业率会相应变高。
蔡昉:是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趋于强化,自然失业率有所提高。
这是因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拥有新技术、生产率更高的新创企业往往发挥更大作用,新创企业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显著提高,必然导致部分劳动者难以适应,结构性矛盾相应增加。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更加依靠创新驱动,劳动者转岗的频率也将显著增大,这一问题会常态化存在。换句话说,即便中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那些因生产率不高、受经济冲击而损失的就业也很难再失而复得。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维持在5%的水平。新冠疫情发生前,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基本围绕5%发生小幅波动,可以说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但过去三年,我们的实际失业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按照这种情况延续下去,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可能再上升。
《财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中国25岁-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而16岁-24岁劳动力的调查失业率则高达20.4%,二者之间相差4.8倍。青年失业率为何相对较高?
蔡昉:一般大家讨论的青年失业率偏高现象,主要是指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
首先,青年失业率相对较高并不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出现的特殊现象,也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可以说,青年失业率较高的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比如:2011年欧洲出现主权债务危机时,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高达40%。
这一现象背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受教育年限相同的年长劳动者相比,大学生缺乏就业经验,在技能上面临较大的匹配困难,就业选择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二是与同样缺乏就业经验的新生劳动力相比,大学生受教育程度更高,掌握的技能专业性更强,这也意味着大学生掌握的技能通用性更差,在面对岗位选择时更易受专业限制,找工作时的阻力更大。
但我始终认为,仅通过短期内大学生找工作难的现象,便主张“读书无用论”“大学生过剩论”,甚至对知识和教育加以否定,这种认识既不正确,也无济于事。大学生进入劳动市场后,较高的人力资本会逐渐显现,更优异的工作表现会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跳槽”机会。从长期趋势看,其教育回报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最终会体现出来。
《财经》:2022年末,中国人口首次进入负增长,经济也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人口负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怎样?
蔡昉:人口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劳动生产率、消费拉动力等方式影响经济增速。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从供给侧看,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是随着劳动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占据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势必减弱。
二是由于中国的教育发展起步较晚,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随着人口负增长,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劳动力减少,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相应地放缓。
三是未来劳动力短缺更加严峻,企业倾向于使用机器等资本代替人力从事生产,而当资本使用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应下降。
四是随着人口负增长,农村16岁-19岁年龄段的人口同步加速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速度将会变缓。过去,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大量农村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释放到生产率更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带来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未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必然相应下降。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呈现下行趋势,主要原因就是供给侧冲击,随着人口负增长,这方面的影响,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因素对需求侧的冲击,将成为未来的常态制约因素。首先,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消费者总量减少,对社会总需求形成了一定抑制。此外,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居民收入的增速降低,能用于消费的支出增速也同步降低,从而社会需求的增长变缓。
除了以上两点,还需注意,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占比逐步提高,整体消费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23岁-85岁的这个生命区间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这是因为,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社会保障水平也不够高,有时还要替下一代着想,这导致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都不高。
更不用说在外需侧,受当前地缘政治影响,逆全球化形势兴起,即便中国积极保持对外开放,外需也难以回到曾经的高增长时期。
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由于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速度加快,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更低。
但是从世界水平来看,这个速度大体还是中高速,即使受人口负增长影响而降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然不妨碍达到2035年远景目标,何况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因此,我们看待这个问题时也不必过于悲观。

通过改革释放“人口红利”

《财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记者会上,就人口负增长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您认为“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蔡昉:可以将这个观点拆分为两部分理解,一个是“人口红利”,另一个是“人才红利”。
“人口红利”就是指劳动力数量,这里面包括存量,也包括增量。以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仍是较为可观的,也就是总理说的“它并没有消失”。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中国当前的人口存量仍可为经济提供发展机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中国大约有7.8亿左右的劳动力。这部分存量劳动力既是生产供给的源泉,也是消费市场的基础,通过改善这部分人的劳动参与率、就业质量、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仍旧可以支撑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运转。
第二,通过就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仍然有大量富裕劳动力作为增量待释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务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长期来看,农业就业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万人;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就是7800万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完全足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再说“人才红利”,也就是人口质量的红利。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2001年-2021年,中国普通小学和初中在校生人数合计已经在总量上减少了17.1%。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义务教育阶段的人数将进一步减少,看似无法继续支撑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保持增长。
然而,人口数量不足可以用质量来补充,人力资本永远是最重要的。根据国际上一些针对学前教育的成本和社会效益的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更具通识性,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公共投资。因此,“钱花在刀刃上”,通过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将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同步纳入义务教育,愿意接受更高阶段教育的人口数量也会增加,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会大幅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自然也会再次增长。
而且这项改革的可行性很高。按照教育投入基准线(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计算,随着经济增长,公共教育支出亦会同比例增加;与此同时,受教育人数逐年减少,公共财政支出也足以实现对这部分教育扩大的保障。未来中国教育资源充足度将明显提升。
如果我们以“4岁-18岁人口数”代表义务教育人口,“19岁-64岁人口数”代表拓展就业人口,二者之比,即为“义务教育负担比”。根据研究,2021年-2035年,在义务教育负担显著下降的同时,可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水平将显著提高。
这意味着,2021年-2035年将是除“1986年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之外,中国教育实现第三次跨越的机会窗口,也是总理提出的“人才红利”的窗口期。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会,不仅要让“人才红利”正在形成,还要让它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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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那么为了抓住这些“红利”,中国当前亟须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蔡昉:中国当前需要改革的地方有很多,这些改革相互之间也有密切联系。针对人口负增长的影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和市场制度的改革。
首先,我主张户籍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成为城市居民。这项改革能够达到“一石三鸟”的效果。
如同前面提到的,当前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仍然偏高,劳动力转移可增加非农产业劳动力供给,同时通过产业间、地区间资源重新配置,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另外,一旦农民工及其家人获得城镇户籍身份,无论是由于更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还是由于更好、更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都可以显著消除家庭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幅度提高消费倾向。根据OCED(经合组织)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室的研究数据,一经迁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农村劳动力消费便可提高28%,如果进一步获得城镇户口,他们的消费可以再提高27%。
同时,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拥有城镇户籍后,对城市生活的预期也将提升,加上获得了更稳定的劳动雇佣关系,便会主动接受更多的技能培训,注重自身的人力资本改善,包括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会相应提升。这部分改善了的人力资本,又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我们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我建议从三方面提升:
一是前面谈过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即将义务教育年龄拓展至4岁-18岁,通过提高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总量。
二是当前学校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仍然存在,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的教育质量提升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需要通过改革,缩小教育之间的不平等,以免随着科技的进步,进一步加大数字鸿沟造成的社会不平等。
三是以AI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提升了对思辨能力、创造能力的要求,也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过去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缺陷被放大,诸如“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手段需要改进。
最后,我们还要通过企业改革、投融资制度改革,加速要素流动、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根据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新的创新淘汰现有技术的过程,更高的生产率诞生于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此,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让高生产率的企业生存和扩张。这也是提高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一项必要手段。
《财经》:处在新发展阶段,个人和企业该怎样准备以便抓住时代的新机会?
蔡昉:未来产业变化会更加来势汹汹,诸如ChatGPT等新科技的涌入,甚至会让一些重复性的脑力劳动被取代,劳动力市场对于人力资本高低的评判参数也会随之改变。仅关注某一领域内职业技能的提高就如同学习屠龙之技,一旦岗位被机器替代,技能也将不再实用。在掌握劳动技巧的同时,掌握通识性的技能,不断培养思辨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另外,企业的经营思路也要从关注“生产”过渡到关注“市场”。即便是经营良好的企业,在自然情况下不断扩张,也会出现企业产出能力大于市场消费能力的情景,而一旦产品没有市场,生产也将不可持续。今后,需求侧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企业在设定生产目标时,需要更多地关注市场的消费需求,并以此作为生产扩张战略的重要参考。
因此,我建议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科技企业,要主动将“科技向善”“创新向善”等理念纳入经营目标,通过生产率的分享,培育自己的消费者和用户,以现有的数字化技术,完全可以协同政府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当前的中国尚未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还有较大规模的低收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消费潜力被抑制,但在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中,企业也应该更加关注基数庞大的低收入群体,释放这个庞大的“金字塔底层”的消费潜力,可以促进需求侧制约的缓解,企业也将收获进一步做大所需要的市场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