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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提前五年”到来 如何应对?
作者:蔡昉    发布:2023-03-01    阅读:10123次   


 蔡昉 中国新闻周刊 2023-03-01 07:00 发表于北京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表明,2022年末中国人口总规模为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中国人口于2021年达到峰值,从2022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生育率从高到低、人口增长率从正到负、老龄化率从低到高,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也是符合预期的。然而,中国这一人口变化新趋势,固然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时机上却出乎意料之外,值得在认识上予以重视,在政策上做出及时应对。
面对人口负增长,既不应掉以轻心,也无须谈“负”色变,更不必在“乐观”和“悲观”之间选边站队。鉴于这个人口新趋势迄今尚未引起社会上的足够重视,本文从三个角度着眼,对人口负增长问题进行解析,澄清一些广为流传却容易误导公众的认识,希望能够对形成正确认识、进而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有所助益。


人口负增长 来临早于预期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人口变化趋势是已知的,也就没有必要反复提及和过度渲染新出现的这个人口负增长现象。问题在于,面对一种国情的变化情况,终究要从政策上做出适应性的调整,才可以做到有备无患。更重要的是,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比我们原来预期的时间早了很多,以致在认识上和应对措施上还缺乏准备。
鉴于中国没有定期发布的人口预测数据,所以大多数人对人口变化的认知,相对于现实来说明显滞后。不过,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人口处,经常性地根据各国(地区)提供的基础信息,对人口趋势进行预测并予发布。该机构在2019年的预测,仍然显示出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后达到峰值,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即老龄化率)的预测也明显低估。在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人口数据后,我们才发现,中国人口达峰年份和老龄化程度,至少比联合国的预测领先了五年。
人口峰值、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不仅仅是从认知上造成了一次冲击,更重要的是可能导致政策应对上的延滞。跨国数据和一些国家的个案都表明,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在供给侧遭遇冲击;总人口达峰并转入负增长,还会在需求侧遭遇冲击;特别是在老龄化率越过14%这个拐点之后,消费需求通常趋于转弱。因此,对于突如其来的人口负增长和更严重老龄化,我们需要在认知上补课,既认识到这个趋势的必然性,也了解所面对情况的严峻性和紧迫性,科学冷静地认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增量的挑战和总量的机遇
有人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仍将保持庞大为依据,认为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不会对经济增长施加实质性的干扰,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认识视角只有部分的正确性,同时却会导致对现实挑战不该有的忽视。当我们讨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着眼点在于增量的变化,而不在于总量的规模。也就是说,人口是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不一样,足以产生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的结果。
首先,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速,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的趋势进一步下降。在2011年~2022年,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到总人口达峰期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仍然处在缓冲期,年平均减少0.14%,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在2022年~2035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年均速度将提高到0.83%。这将产生降低潜在增长率的结果,包括: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成本提高;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减缓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本投入快于劳动力投入,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
其次,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的老龄化使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国人口、经济和消费的增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不仅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低就业率、劳动收入和保障水平制约,大龄就业者也由于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赡养家庭老人和预防性储蓄等负担,受到明显的消费抑制。在一些城市的调查显示,居民在23岁到85岁的这个生命周期,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跨国数据显示,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后,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趋于降低。对中国来说,不仅人口负增长将对消费增长造成更大的冲击,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标志着成为老龄社会,居民消费也进入相对疲弱的轨道。
最后,人口抚养比加快提高,削弱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从人口峰值前后各十余年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即老年人口抚养比年均提高速度,预计从2010年~2022年期间的3.8%,显著增加到2022年~2035年期间的4.5%。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的“现收现付”性质,即社保缴费和支付在当期同步完成,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人数日益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堪忧。
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仍然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从供给侧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但是,就业结构调整仍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设想农业就业比重降低的三种情景: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超过诸如马里、也门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则超过诸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2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甚至超过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劳动力总和。
从需求侧来看,庞大人口规模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2021年,中国人口在世界占比为17.9%,而居民消费总支出仅为世界总额的12.8%,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缩小这个明显的差距,即让中国的消费和人口的全球占比达到相等,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增加39.4%,这个增量总额甚至大于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
应对负增长 改革的紧迫性凸显
有人指出,人口负增长并不会终结经济增长,劳动力质量替代数量、机器(人)替代劳动者、人工智能和ChatGPT提高生产率,均是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因素,无疑是增长的新动能。
然而,这些积极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可以对人口红利的消失趋势掉以轻心。经济学家在指出一个新挑战时,基本出发点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那些有助于保持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并不因人口负增长而自然而然地被挖掘出来,如今需要面对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加快开启新动能的紧迫性。
重视人口负增长这一新情况,就是要以此作为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警钟,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在哪里,从政策上做出主动回应。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都是由现实需求而引发和推动的。在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遇到更严峻挑战时,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加快弱化的条件下,对新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需求也愈加强劲,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
从供给侧,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我们在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预设了两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假设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变,由于人口红利消失,2021年~2035年期间的GDP年均潜在增长率为4.4%,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3%,潜在增长率可提高到4.8%。在新的人口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着眼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让市场主体依靠生产率水平进退存亡、优胜劣汰;稳定制造业比重,创造更多的高生产率岗位,防止劳动力内卷化。
从需求侧,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尚有未满足的消费需求、消费受制于后顾之忧,同时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因此,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农村脱贫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改革越来越具有红利丰厚、报酬递增,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特点。从这方面看,有一些改革领域特别突出。例如,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可以大幅度提高新市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又如,深化教育特别是延伸义务教育年限,既有财力基础,又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假设公共教育支出保持GDP占比4%,到2035年之前,公共教育支出可实现年均4.3%的增幅,同期义务教育负担率(即4岁~18岁人口与19岁~64岁人口的比率)却以年均2.2%的速度降低。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作者:蔡昉

编辑:王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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