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总量管理
背景· 实现经济总量平衡,保持较好的效益和较高的速度,是“九五”计划的重点之一。“八五”期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是,高速度、高通胀、高投资,这些都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记录。特别是在加快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中,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
政策变化·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九五”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使“八五”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基于引发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和投资需求膨胀的认识,“九五”经济增长速度定为8%,物价上涨低于经济增长率,按平均30%的投资率控制投资规模。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地方要自觉服从和顾全大局。
挑战和问题· 总量政策的变化反映了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时,“九五”计划采取了“稳”字当头的策略,相对降低了发展和改革的调门,注意不要把地方和人民的“胃口”钓得过高,避免目标过高刺激欲望和需求。推行这一政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是:①中央求稳,地方求快的矛盾。经济发达地区强调本地区发展条件好,可以先发展起来,速度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欠发达地区强调本地经济发展落后,发展差距已经很大,
经济增长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会继续扩大。中央和地方的认识存在很大差距,只能在互相妥协中寻求平衡。②从另一个角度讲,“九五”前期处于经济循环的低谷阶段,“九五”期间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的贡献份额将继续下降,消费需求在增长中消失的分额只能靠投资需求的份额上升弥补,否则增长目标难以达到。但“九五”计划继续以较强的力度抑制投资需求,有可能造成需求不振,速度下滑。③“八五”的高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1994年和1995年,成本推动的作用十分明显。“九五”即使把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降到零,由于市场化改革、理顺价格关系、国际市场影响、基础产品成本自然递增、收入和工资增长不可逆等成本因素的推动,物价上涨中的成本推动性将更加明显。④从建国以来的发展看,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靠30%的投资率,从而3%的实际投资增长率,很难实现8%的实际增长率。“九五”计划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这虽然可以节省一些投资,但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九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会超过50%,另50%还需要要素投入,特别是资金投入。
二、农业
背景· 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是“九五”计划突出强调的重点,也是“九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难点。“八五”计划期间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工业等行业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照。突出的问题,一是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产量增幅小、波动大、价格大幅度上扬,成为推动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重要因素。二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步伐放慢,城乡收入差距快速扩大。
政策变化· “九五”计划明确提出把农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把解决12亿人口吃饭问题的立足点放在国内,把粮食增产放在农业发展的优先地位。为此,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包括保持粮食播种面积长期稳定;在增产潜力大的地区集中投入,建成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设“种子工程”和新的大化肥厂;鼓励土地使用权合理流动,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等。
同时,强调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解决7000万人口的脱贫问题。
挑战和问题· ①粮食产量5年增产3500~4500万吨,在历史上的先例不多,难度相当大,除非天气帮忙和国家较大规模地增加投资,但落实资金来源很困难。②“九五”粮价短期会有波动,长期趋势是上扬压力,这有助于刺激农民产粮的积极性。但粮价涨幅受两个“天棚”制约,一是国家抑制通胀的决心;二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制约,在缺乏有效保护的情况下,过高的粮价反会导致大量农民破产。③与此相联的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将不主要取决于农价,主要的收入来源将转变为农产品加工增殖、非农产业收入及各种转移支付。但无论如何,农民收入也达不到90年代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1200元。④目前剩余的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居住在高寒区、深山区、荒漠区,已很难用传统的扶贫措施解决。只有较大幅度地增加扶贫资金,采取移民等新方式才能解决,但又涉及到民族问题、资金问题等等。因此,每年使1200万人口脱贫难度相当大。
三、国有企业改革
背景· 改革开放17年以来,其他领域的改革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一定进展,取得了成效,惟有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市场和价格改革大步推进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负债率高、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重,内部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已成为关系到改革成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建立的关键。
政策变化· 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九五”期间重点推进。改革的目标是大多数国有大中型国有骨干企业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现在企业制度,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范围,反映了对国有企业改革难度的认识越来越清楚。提出搞好大的,放活下的的改革方针。所谓搞好大的,就是中央政府集中精力抓好全国1000户国有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省级地方政府抓好地方性的1000户国有地方骨干企业;放活小的,就是使小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县属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承包经营和出售等多种方式放开放活。
挑战和问题· ①产权清晰是现在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前提,因此,要划清国有资产的代理人和经营人,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搞不好会形成政府部门的收权和超大型的垄断企业,反会降低企业效率。②在前几年的改革中,国家对企业很少注入资本金,企业发展全靠银行贷款,造成企业负债率很高,企业为银行“打工”。现在要减轻企业负债率,除了“贷改投”转为资本金外,财政也要拿出大量资金,目前财政似乎还没有这个能力。免除部分企业银行债务,意味着银行要承受损失和风险。因此,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需要财政和银行的一致行动。③减轻企业承担的社会公益性负担,放给社会,也取决于财政能力的逐步提高,近期难以大步推进。④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难点是企业富余人员如何处理,据估计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有2000万之多,这么大规模的人员不可能都推向社会,但不裁员国有企业效率和竞争力难以提高,改革也难以迈出重大大步,这是一个两难的矛盾。
四、地区差距
背景· 进入90年代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开始扩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快速扩大。地区差距问题,已引起中西部地区的强烈反响和中央的高度重视,成为关系今后社会稳定和中央权威的大课题。
政策变化· 原来的政策设想是,到本世纪末,沿海地区要多做贡献,突出解决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问题,由于欠发达地区的强烈要求,“九五”计划把这一政策设想提前了5年。提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距扩大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地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
挑战和问题· ①根据我们用5个全国各地区增长方案的测算分析,特别是90年代以来已经显现的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城市化的趋势,今后5年地区差距仍将是继续扩大的势头,很难依主观的愿望改变。②关键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地区差距的缩小,主要看发达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是否失去竞争力,是否到了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的阶段,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没有到这个阶段。③缩小地区差距不能用削弱东部发展能力,降低其发展速度的方式实现,否则又回到过去的地区间“大锅饭”,依靠提高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5年时间难有大的起色。④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又不能用80年代那种给予特定优惠政策的方式,这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相悖。只能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中西部的发展,但这又取决于中央财政的能力。⑤“九五”期间不在缩小地区差距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对中西部地区又难以交待。
五、财政
背景· 目前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当困难,赤字不断扩大,债务负担沉重。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94年已经降到11.8%,比80年代的26%减少了1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财政支出增长持续快于收入增长,收支差额越来越大。中央财政支出中一半以上要靠举债维持,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高达52.8%。财政状况已成为牵扯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焦点。
政策变化· 明确提出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目标是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
挑战和问题· “九五”计划提出的财政目标是宏伟的,但实现起来有相当的难度。①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要求财政收入增长至少要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如果价格指数平均为7%,经济增长达到8%,财政收入增长就要达到15%以上。②在刚刚进行完税制改革的情况下,很难再对税制进行较大范围和较大幅度的改变,而且税制变动有可能引起新的物价上涨。财政收入增长将主要靠完善税收征管和减少税收优惠政策。③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就要继续调整刚刚完成的分税制体制,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范围,这将受到地方的抵制。④控制财政支出也会遇到挑战,许多支出和支出增长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吃饭型支出及增长又有很强的刚性,难以减少。
六、就业、人口流动及城市化
背景· 这是一个由于种种原因“九五”计划采取回避策略的问题,但“九五”期间的现实却难以回避。农民过多是农业问题的实质,国有企业效率能否提高和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社会能否承受企业富余人员的失业。与此相关联的是农村人口的大流动,并集中于城市。这些现象预示着失业问题的显现化以及亿万农民对对城市化的渴求。
挑战和问题· ①“九五”期间将不得不面临失业和通货膨胀此消彼长的困难选择。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必须付出失业增加的代价;减少失业,必须做出承受高通货膨胀的牺牲。②由于就业弹性高的乡镇企业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加剧、资源浪费严重、土地占用过多等问题,因此,将不得不在增加就业和牺牲生态环境、资源、土地间作出困难的抉择。③由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摊子已经很大,继续快速扩大规模面临国际社会承受能力进而贸易摩擦加大的挑战;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不减少人员提高效率,有被挤垮的危险。因此,就业增加与制造业竞争力提高也是一对难有出路的矛盾。④人口大流动,事实上已宣告原有城市化方针的破产。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口大流动对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安定的冲击,以及对一系列已成为定势的原有城市社会利益格局的冲击,对已经失衡的粮食产销间的不平衡也将是不小的冲击。⑤人口大流动和集中于城市,更为深刻的含义是,亿万农民在求得了在本乡本土进行工业化的权利后,正在开始寻求第二次解放,要求进入城市,争取城市生活的权利,谋求现代生活的权利。政府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中,逐步满足这种要求,且不至于造成大的社会动荡,是“九五”期间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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